核心提示：胡耀邦說，對康生的歷史問題不了解，但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他不但給許許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的人里面，他還反周總理。金明、王六生、黃火青、姬鵬飛、吳慶彤、趙紫陽、李葆華、趙蒼璧、李昌、任仲夷、賈庭三、張香山、羅青長、劉景平、張鼎丞等人關(guān)于康生的發(fā)言，當時我都做了摘記，有許多觸目驚心，也有許多荒謬絕頂。

文章摘自《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zhuǎn)折》 作者：于光遠 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

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發(fā)言中提出的第六個也是最后一個問題是康生問題。陳云發(fā)言中的這一段是這么寫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顧問?？瞪灸菚r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guān)的癱瘓狀態(tài)是負有重大責(zé)任的。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yīng)該在適當?shù)臅h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以應(yīng)有的批評。”

他的發(fā)言引起很大的反響，了解康生問題的人在會上紛紛發(fā)言。當時我對簡報中看到的有關(guān)康生的發(fā)言做了許多摘錄，我現(xiàn)在一個一個地摘引在這里。(一)陳漫遠：

“我聽到的關(guān)于康生的幾個問題，希望中央能夠查清：

“一、康生知道張春橋、江青是叛徒，為什么在臨死時才要把張、江的叛徒問題報告給毛主席(以‘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為證)。

“二、康生在蘇聯(lián)時，曾組織了一小部分人，反對毛主席當黨中央書記，擁護王明當書記。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據(jù)說書名還是康生議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時搞搶救運動，搞錯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條糾偏指示，就是糾正康生造成這些錯誤的。

“四、康生推薦江青和毛主席結(jié)婚，當時有人提出江青歷史有問題，可是康生卻保證江青歷史沒有問題。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時，曾被國民黨特務(wù)突審了兩個小時，就當了國民黨特務(wù)，干了很多壞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著這方面的材料，這個材料聽說丁肇中已交給了中央。

“六、全國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黨校兩個人到全國各地查找兩個托派分子。后來聽說這兩個托派分子在延安時已被康生下令槍斃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傳、組織大權(quán)，還掌握了一、二、三辦，并抓了很多人。“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黨內(nèi)講清楚。”

和陳漫遠同志同在中南組的程子華，在同一次小組會上，舉了康生整人的兩件事，一是講1922年同程子華一起搞學(xué)運的王士英，幾十年為黨工作，對黨忠心耿耿，“文革”開始后康生把他說成叛徒，被整死了。還有一個袁血卒，是寧都暴動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長征時留在江西，后來部隊打散了，到上海賣報，在上海、寧波各被捕一次。后來到延安黨校學(xué)習(xí)，康生說他是叛徒，抓到保安司令部，袁給朱總司令寫信才放出來，黨籍一直懸著。1975年他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批給康生解決，一直到現(xiàn)在才解決。程子華也講了延安搶救運動的事情。

呂正操在華東組發(fā)言：“有人說‘其人將死，其言也善’。”他看康生“其人將死，其計也毒”，康生在延安時就知道江青底細，不講，最后拉兩個年輕人墊背，他毒得很。1966年有一次會，鄧小平講肯定沒有“二月兵變”。隨后康生發(fā)言說，實際上是沒有的，但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

金如柏在西南組補充了一個康生在晉西北臨縣郝家坡搞土改時，調(diào)查三代擴大地主面，提出貧雇農(nóng)打天下的事情。

馬文端在東北組揭露康生在理論上的錯誤，指出康生1959年在文教會議上說“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標準”。1967年就說按勞分配“有兩面性，可以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思想”。九大前夕，他指示中央黨校的造反派武葆華為九大做準備的一個材料中，就點了120多個負責(zé)干部的名。馬文端還揭露康生極力吹捧林彪，并指使武葆華等人編了四卷《林彪選集》和一本《林彪語錄》，他支持武葆華等以“唐曉文”的筆名寫了大量黑文，文章送江青審查。馬文端也指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xué)出版的《現(xiàn)代中國設(shè)計》一書中說康生1930年曾在上海被捕，由國民黨的丁惟汾從中斡旋，很快就被釋放。

蕭克在東北組揭露康生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團時是王明的助手，是推行王明路線的，可是沒有聽他做過一句自我批評。蕭克也講了延安搞土改中提出“化形地主”的問題。

韓光補充康生迫害原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一些同志的問題。韓光說：

“1934年到1936年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不少干部被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分批調(diào)去莫斯科學(xué)習(xí)，我是其中之一。我們這些人的歷史都是康生審查的，他是最了解我們這些人的。1938、1939年我們這批人中有幾個同志更是由康生介紹給當時蘇聯(lián)的情報機構(gòu)，派回東北。但是在“文革”中這些同志都被當作“蘇修特務(wù)”嫌疑。誰要是提到康生可以證明這段歷史，被斗得更狠。”

胡耀邦說，對康生的歷史問題不了解，但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他不但給許許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的人里面，他指使天津南開大學(xué)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

金明、王六生、黃火青、姬鵬飛、吳慶彤、趙紫陽、李葆華、趙蒼璧、李昌、任仲夷、賈庭三、張香山、羅青長、劉景平、張鼎丞等人關(guān)于康生的發(fā)言，當時我都做了摘記，有許多觸目驚心，也有許多荒謬絕頂。比如“文革”中處理安徽問題時，康生竟對安徽來京的人說“李大釗是叛徒”，還說他手中有材料。我摘的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許多來不及摘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