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yù)為“鳥中大熊貓”的震旦鴉雀日前在房山出現(xiàn)，引發(fā)了人們對野生動物保護(hù)話題的關(guān)注。近年來，隨著生態(tài)環(huán)境不斷改善，北京野生動物種類呈現(xiàn)增長態(tài)勢。據(jù)園林部門統(tǒng)計(jì)， 截至2017年底已達(dá)600種。那么，古代的北京有多少野生動物？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史籍記載中的野生動物繁多

 

 

    《隆慶實(shí)錄》：“出西關(guān)，北行數(shù)十里到冠山，多有虎跡”

 

 

    有關(guān)北京地區(qū)野生動物的最早記載，始見于先秦古籍《山海經(jīng)》：“幽都（今北京）之山，上有元鳥、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元” 在這里是黑色的意思，由此可見兩千多年前北京地區(qū)野生動物的情況。西漢《毛詩》載，北京地區(qū)“有熊有羆（棕熊），有貓有虎”.《昌平舊志》稱：唐代“狄仁杰初令昌平，境多虎，邑有老媼子入山樵虎。”《李白傳》載：唐天寶十一年（752年）秋，李白北行幽州（今北京）時曾與友人騎行于燕北山中，遇虎而射之，并在《北風(fēng)行》中寫下“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的詩句。

 

 

    遼金以后，有關(guān)北京地區(qū)野生動物的記載增多?！堆啾彪s記》云：“遼俗九月九日打圍，賭射虎”;金代老虎曾活動于中都（北京）門下，《中都雜記》稱：“虎嘯于大都（北京）城郭之外，令人悚然，不得出城。”金章宗游仰山時，曾遇到老虎，回鑾后寫下“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疏林萬壑風(fēng)”的詩句。

 

 

    元代《析津志輯佚》也有不少對北京地區(qū)野生動物種類的記述：“獸之品：獅、象、豹、彪（小老虎）、虎、安塔哈（野駝）、黃羊、駱駝、騾、驢、蚱蜢、羚羊、獐、麋、鹿、兔、野豕（野豬）、狍、香子、獾、狼、豺。”其中狼的種類又有“九節(jié)狐、赤狐、黑貍、青貍、花貍、豺狼、麝”之分。元代《隆慶實(shí)錄》中有“出（延慶）西關(guān)，北行數(shù)十里到冠山（今冠帽山），多有虎跡，時有鄉(xiāng)人被傷之”.詩人薩都剌在《過居庸關(guān)》中云：“居庸關(guān)，山蒼蒼……天門曉開虎豹臥，石鼓晝擊云雷張。”

 

 

    明代王嘉漠頗好尋游，他在《薊丘集》中描繪：“（北山）獸有虎、豹、奇貍、狼、野干、白駁、豪豬、兔、狍。”明初《皇都大一統(tǒng)賦》則稱：北京“有珍禽異獸，則若鷹鸇鴻鵠，熊猿雉兔，虎豹麋鹿，翱翔郊藪，馳驅(qū)林谷。隨取而獲，應(yīng)捕成觸。”明末《皇陵瑣記》記載：“出德勝口，道野荒涼，忽見虎跡出沒于林中，路人皆心恐神懼而不得前行。”

 

 

    清代《京西雜記》中則有“過雁翅，偶聞虎嘯，令人悚然，迂路而回”的描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宛平縣志》也記載宛平北部西部獸有虎、豹。光緒年間的《燕山隨記》中有“燕山有虎豹，鄉(xiāng)民懼之，初秋時，聚眾獵虎而得”.民國三年（1914年）的《密云縣志》曾記載密云縣北部山區(qū)有虎、豹、狼、野豬出沒。

 

 

    北京古代鳥類達(dá)百余種

 

 

    《薊邱集》：“京師北山鳥有紅鴉、沙雞、文雉、半翅”

 

 

    北京古代鳥類品種眾多，數(shù)量巨大。唐代《酉陽雜俎》載：“鷹有房山白者，紫背細(xì)斑，三斤已（以）上，四斤已（以）下便兔”;“漁陽（今密云西南）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黑皂鸝，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

 

 

    明代《圖經(jīng)志書》曾對北京地區(qū)鳥類做過較為全面的概括：“翎之品：海東青、白海青、青海青、白黃鷹、黃鷹、皂雕、鴉鶻、赤鶻、兔鶻、角鷹、白鷂、崖鷹、魚鷹、鐵鷂、木鶻、鷂、崧兒、百雄、茸垛兒、天鵝、禿鷲、鶿老、地鵏、地鵒、白雉、朱鷺、鉤嘴鷺鷥、香匙嘴鷺鷥、山雞、鶡雞、花頭鴨、雉雞、錦札鷓鴣、白頸鴉、斑鳩、翠禽、山鷓、山和尚、早種谷、拖白練、樂官頭、杜鵑、黑翼、胭脂雞、青灰弗、啄木、絆鷓、鵪鶉、山雉、拖紅、練角雞、石雞、小雞、章雞。”另據(jù)明代《薊邱集》載：“京師北山鳥有紅鴉、沙雞、文雉、半翅。”

 

 

    自古以來，天鵝被視為純潔、忠誠、高貴的象征，歷史上的北京天鵝很多?！段鼋蛑尽份d：“天鵝，又名駕鵝，大者三五十斤，小者二十余斤，俗稱金冠玉體乾皂靴是也……每歲大興縣管南柳林中飛放之所……天鵝來千萬為群。”

 

 

    由于北京地區(qū)古代鳥類繁多，許多文人墨客都留下過贊美之詩。鶴有“長壽鳥”之稱，早年間多棲息于北京周邊的水澤及西山一帶。元代薩都剌在香山觀賞到白鶴飛舞時，即興賦詩：“風(fēng)撼碧濤寒落座，鶴翻清露冷沾衣。”而明代文學(xué)家文征明在香山登高時，也看到群鶴高飛，故在《登香山》詩贊道：“松間獨(dú)鶴如嫌客，顧影翩然忽自飛。”

 

 

    黃鸝（黃鶯）鳴聲宛轉(zhuǎn)清脆，多棲息于京城郊外的林中。元代文學(xué)家逎賢在《京城春日》詩中贊譽(yù)：“黃鸝不管春深淺，飛入南城樹上啼。”明清時歌詠黃鸝的詩句更多，如德勝門外“黃鸝獨(dú)語遮深柳”,草橋“露條煙葉叫黃鸝”,先農(nóng)壇“春暖悅鶊（黃鸝）鳴”.

 

 

    鴛鴦被譽(yù)為“愛情鳥”,多雌雄成雙戲于水中。宋代房山琉璃河“水極清澈，茂林環(huán)之，尤多鴛鴦，千百為群”.南宋詩人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年）奉命出使金中都（今北京）時路過良鄉(xiāng)，但見河中鴛鴦戲水，頗有情致，即興賦詩《琉璃河上》：“煙波蔥茜帶回塘，橋影驚人失睡鄉(xiāng)。陡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鴛鴦。”明代文人袁宏道在《大通橋泛舟》詩中則寫道：“菱蒲得水長，鳧（野鴨）鴛避沙熱。”大通橋?yàn)榫┏菛|便門外的一座三孔石橋，明清時為京城人休閑之地。

 

 

    金代“采木為筏” 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破壞

 

 

    《海陵集》：“坐令斬木千山童”

 

 

    北京西部和北部為山區(qū)，森林茂密，南部為平原地帶，多河流、湖泊，水源豐沛，為野生動物的繁殖和生存提供了有利條件。金代仍有文獻(xiàn)記載今天永定河上游林深草密的景象，樹木“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櫛”,林中“虎豹穴藏，人鮮徑行，騎不能入”.金代是一個轉(zhuǎn)折點(diǎn)，金初還基本上保持著原始生態(tài)平衡的野生動物資源，元明時期已遭到嚴(yán)重破壞。到了清代，則面目全非。盡管歷代對森林及動物保護(hù)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

 

 

    金海陵王完顏亮為伐南宋，曾在今天的通州一帶大造戰(zhàn)船，所需木材多伐自西山。天會十三年（1135年），他調(diào)集燕云兩路民夫40萬人到永定河上游的蔚州（今河北省蔚縣）交牙山“采木為筏”.宋周麟之《海陵集》記載，金正隆四年（1159年），在燕山一帶“坐令斬木千山童（禿），民間十室八九空”.“虎豹野豕（豬）遂逃，百鳥無棲息”.

 

 

    元代修建的大都城規(guī)模宏大，所需木材、石料甚多，這些建筑材料相當(dāng)一部分來自盧溝河（今永定河）流域。至元三年（1266年）還在西山金口處開鑿一條運(yùn)河，直達(dá)大都城，“以漕西山木石”,由于元初大規(guī)模的砍伐，西山木料破壞殆盡，遂有“西山兀（禿），大都出”的民諺。

 

 

    明朝朱棣定都北京后，人口迅速增加，所需木柴、木炭數(shù)量持續(xù)增加。從明到清，地處永定河上游流域的保安、宣府、蔚州、涿鹿、懷來、延慶等地的衛(wèi)所，每年向?qū)m廷采辦輸送的木柴、木炭數(shù)以萬計(jì)，清后期的亂砍濫伐更使北京及周邊地區(qū)自然生態(tài)受到了嚴(yán)重的破壞，水土流失，河水渾濁，野生動物大為減少。

 

 

    自遼代開始，皇帝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出游狩獵，狩獵地點(diǎn)多是北京周邊山區(qū)及固定的獵場。為了供皇帝狩獵，還要發(fā)動民眾搜集野獸運(yùn)送到狩獵場，對野生動物造成嚴(yán)重的傷害。遼重熙五年（1036年）遼興宗耶律宗真于西山一帶狩獵，“日射三十六熊，珍禽百余不數(shù)”.金章宗同樣喜歡游獵，香山、陽臺山、軍都山一帶是他經(jīng)常前往狩獵之地，“凡虎豹飛禽出沒，必?fù)羯渲瑹o自而逃”.

 

 

    元代皇帝每年冬春之交要到湖沼縱放海東青擒殺天鵝、大雁等，時稱“飛放”.由于京城南郊一片水鳥翔集的濕地水淀特別適合“飛放”之用，元帝還在此劃定了專門的區(qū)域。清代帝王也有相似嗜好，導(dǎo)致很多珍禽異獸斃命。清康熙皇帝尤好狩獵，到木蘭圍場和南苑狩獵是他最大的樂趣，到各地巡游時，打獵同樣是他必不可少的重要項(xiàng)目。有文獻(xiàn)記載，他一生獵虎135只、熊200只、豹25只，猞猁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豬132只；還曾在一天內(nèi)射兔318只、狼6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