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箭：像我們這種情況太多了。我記得哪個叔叔阿姨從前方回來，就把我們這些孩子都接到他們家里去，所以在我們的概念里，父親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從前方回來個親人，把我們都接過去。我父母在前方?jīng)]回來的時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媽媽（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過年過節(jié)她就讓警衛(wèi)員騎著馬，4個警衛(wèi)員一個人抱著一個，把我們都接回棗園（朱德的住處）去，過一個周末再回來。我們小時候，康媽媽就像我們的親媽媽一樣。

我父親到太行山一去好幾年，中間基本上不通音信，當然他覺得把我們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我們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們當時也小，不懂得掛念親人，但我覺得父親母親時時刻刻在關心著我們。因為每次前方有回來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們，說我看看你們長多大了，你爸爸還是老想著你們的，經(jīng)常給我們講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親在前方，沒有時間來看我……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靈魂——羅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對我講，你爸爸在抗大講話是非常有號召力的，講上幾個鐘頭，不用稿子……就連毛主席都夸獎，說你爸爸演講有鄧演達的風格……把抗大帶到前線去要通過封鎖線，很危險……所以那些青年學生遠遠地看到校長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覺得安全。”——羅箭

記者：抗日戰(zhàn)爭時期，羅瑞卿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當時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負責的。當時抗大的學生很多是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學生，為了提高學生們的思想覺悟，您父親時常給學生們演講，他的演講很有特色，您聽別人講過他當時的工作嗎？

羅箭：紅軍到達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時間，相對穩(wěn)定，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紅軍組織上的問題，思想上還未統(tǒng)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后來聽叔叔阿姨講，那時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親搞的，擔任抗大教育長的職務，學校日常事務都歸他管。后來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通過種種途徑，大多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冒著生命危險過來的，像天津“一二·九”運動涌現(xiàn)出大量積極分子。地下黨也有意做這方面工作，把他們引導到延安，所以那時候到延安的青年學生特別多，這樣一來，抗大的教育對象才轉(zhuǎn)移到青年學生身上。像我的母親和好多阿姨們，都是這樣的青年學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線，就找八路軍，要抗日也找八路軍，要救國還是找八路軍，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來，沒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動手挖窯洞。

當時父親在黃埔軍校時，比較崇拜鄧演達。鄧演達是黃埔軍校的負責人，經(jīng)常給學生演講，當時他們那些人演講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動性。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就向他學習、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對我講，你爸爸在抗大講話是非常有號召力的，講上幾個鐘頭，不用稿子，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就連毛主席都夸獎，說你爸爸演講有鄧演達的風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學演講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父親講話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我現(xiàn)在理解，他的演講一個是內(nèi)容精彩，再一個就是聲調(diào)手勢，都要配合起來。我不知道你們注意沒有，毛主席講話那個動作都是很大，他經(jīng)常叉著腰，我父親也是，激動時動作也很大，那個時候是抗日啊。以前父親說起這些事也是感慨萬千。

記者：當時您父親作為抗大校長，聽說毛主席還給了他一項特殊的任務，是什么任務呢？

羅箭：我父親擔任抗大校長的時候，毛主席給他一個任務，讓他把抗大帶到前線去。一方面在前線繼續(xù)辦校，另一方面這是一支很強大的干部隊伍。一般抗大的學生畢業(yè)以后，都分到各個解放區(qū)擔任領導職務。這么一個幾千人的隊伍，要把他們安安全全地帶到太行山，是一個非常重的擔子。

當時抗大的學生很多都是青年學生，他們與第一期、第二期前期的軍事干部情況不一樣，那些軍事干部都是長征過來的，軍事素質(zhì)都非常高，應付各種情況都是駕輕就熟的，但是這批年輕的學生都沒經(jīng)歷過戰(zhàn)斗的考驗，他們通過封鎖線、過鐵路，容易出問題。當時中間除了晉綏根據(jù)地以外，其他都是游擊區(qū)，所以敵人的巡邏隊也經(jīng)常來來回回地走，敵人把鐵路線作為他們的巡邏線，有鐵甲列車來回走，所以要通過鐵路線，就要趁這個空當通過，那是很危險的事情，要組織得非常嚴密，不能有一個人出現(xiàn)問題。大家都非常緊張，只要有一個人暴露目標，那就等于大家都暴露，因為那些學生也沒什么武器，碰上全副武裝的敵人，沒有什么戰(zhàn)斗力，犧牲會很大，因此我父親很不放心。于是他就站在鐵路線上，大家有安全感，那些青年學生遠遠地看到校長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覺得安全。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