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炳元曾經(jīng)長期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許多城市生活、創(chuàng)作。嘉峪關(guān)、河西走廊、敦煌都是他藝術(shù)生涯的大底蘊。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曾經(jīng)和朋友在絲路大漠的月夜中演奏關(guān)于這條道路的聲音，而他所創(chuàng)作的《絲路長安》交響樂則將這條偉大的道路上所有的傳奇、光榮和夢想演繹的蕩氣回腸。

　　記者：作為一名曾經(jīng)生活在絲綢之路上的音樂家，對這條道路所承載的文化意義您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理解。

　　崔炳元：是的。“絲綢之路”在中國歷史上的中西文明的接觸碰撞起著橋梁作用。在以后的歷次碰撞中，東西文明相互激發(fā)、相互學習，互相從對方的體系中汲取本文化發(fā)展需要的養(yǎng)分。北魏、東魏、北齊以及西魏、北周前后近200年的發(fā)展，西域的音樂綿綿不絕地傳入中國內(nèi)地。這些西域的胡樂，與其他輸入中國的西域文化成分一樣，同中華固有的文化交光互影，為中華文化所聽納與消融，儼成中華文化血液的一部分?？梢哉f，這200年東西方文化的匯聚與交流，為此后隋唐時代的大發(fā)展鋪墊了道路。在隋唐時代，尤其是號稱盛世的大唐時代，西域各種文化的輸入達到了高潮。西域音樂的傳入與融合，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達到了巔峰。例如，中東的樂器Wood,經(jīng)過了一千多年，才演變成今天直立演奏的中國琵琶。而中東的Wood到了西方，逐漸演變成歐洲樂器“Lut”.我們現(xiàn)在的琵琶是四根弦的，而在敦煌的壁畫中可以看到唐朝時五根弦的琵琶。

　　記者：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把禮樂教化視為本土文化攸關(guān)生死大事的國度，又是一個對自己文化有極大信心的禮儀之邦，為什么會把“夷狄”的音樂文化放進“禮樂制度”中呢？這豈不是有“夷狄滑夏”的嫌疑嗎？

　　崔炳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從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來看，一個上升的時代總是對外來的文化有著最積極和包容的態(tài)度，漢朝是這樣，唐朝也是這樣。這些新鮮的文化要素，是對母體文化血液的流通更新。人類最具希望的存在是對外界的巨大好奇，這種好奇會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中創(chuàng)造巨大成果，音樂、文學、繪畫一系列的文化現(xiàn)象都會在這種好奇的交流中受益。從音樂本身的特性上來說，她不帶有更多政治上的傾向，享受音樂也不需要更多技術(shù)上的要求，只需要一顆享受美好的心靈就可以了，而絲綢之路的漫長和孤獨正需要音樂的安慰。這就為音樂在絲綢之路上的迅速傳播提供了基本條件。絲綢之路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音樂正是無形絲路的最好表達，它穿越千年的聲音至今不絕于耳。如果說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的通道，那么絲綢之音則是東西文明的交響。

　　記者：絲綢之路申遺和絲路音樂的現(xiàn)實意義是什么？

　　崔炳元：在今天，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chǎn)應該是一件全人類的事情。它是沿線國家輝煌歷史的現(xiàn)代標示，它將有力促進這些國家心靈的交流，并最終構(gòu)成新的合作。現(xiàn)在國家層面提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的戰(zhàn)略，面對這樣的戰(zhàn)略方針我認為首先要文化先行，而且應當快行，搶占高點，形成氛圍。我們總說陜西要走向世界，這就是邁向世界最堅實的腳步。它為歷史榮耀注入了時代的元素，絲路申遺喚起的是我們的自豪感。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交流會起到最積極的作用。為了配合絲路申遺和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建設(shè)，我們陜西愛樂樂團計劃于明年九月份舉辦《絲綢之聲》交響音樂會，屆時我們不僅會演奏我們成熟的關(guān)于絲綢之路的音樂作品，同時將邀請中亞五國的音樂家演出代表性的音樂。我們還會在這些國家進行巡演，相信通過音樂的共鳴，陜西的形象和陜西的希望將通過這種形式得到最友好的表達。我們可以自信的認為，民族精神的力量會通過種創(chuàng)造性的表達和溝通誕生出新的爆發(f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