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樣一個大型工程，何以在簽約之前沒有奏明朝廷批準，而要在橋料源源運蘭即將正式動工之際，方才具奏清廷立案呢?原來，升允的本意是：

　　“奴才賦性迂謹，凡事未經(jīng)辦妥，不敢遽以上瀆宸聽。現(xiàn)在鐵橋料件已陸續(xù)運到，立合同人喀佑斯招雇洋工華匠60余人。亦已先后來西，擬將擇日動工，自應(yīng)奏咨立案。”

　　在奏折的尾部，又談了他對彭英甲“講求新政，人頗開通”的器重推薦之情，言明由彭“一手經(jīng)理，以竟全功”的設(shè)想和決策。還奏明了在財務(wù)方面“所有橋價、運費等項，概于統(tǒng)捐溢收項下，隨時核實撥用。作正開銷。應(yīng)懇天恩敕部先行立案”等項事宜。

　　總督升允具奏清廷之后，不久即有了回音：“案準度支部咨制用司案呈，內(nèi)閣抄出陜甘總督升(允)奏，甘省籌建蘭州黃河鐵橋所需橋價，運費等項，于統(tǒng)捐溢收項下?lián)苡?，奏報立案一折。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1908年2月19日)奏，朱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yīng)恭錄朱批，移咨陜甘總督遵照”云云。

　　作為皇家御筆朱批“知道”二字，寓有贊同和認可之意。至此，創(chuàng)修蘭州黃河鐵橋一事，方由清廷正式立案。

　　上書停建

　　就在橋料陸續(xù)運蘭，清廷所降立案諭旨已在甘宣布，行將在工地上擇日開建蘭州黃河鐵橋之際，仍有保守派人物在非議建橋利弊得失，有的甚至上書反對，莊浪舉人牛獻珠就是突出的代表人物。牛氏于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1908年4月2日)上書條陳，并由莊浪儒學封遞洋務(wù)總局彭英甲的一篇“為請停修黃河鐵橋，以紓財力而彌后患事”的稟文，即為典型的實例。這位僻居一隅，稟文“草成而不敢發(fā)者四月于茲”的儒士。從五個方面閱述了他的觀點：

　　一是從財力上看，他認為“以千年舊有之橋，易木為鐵，事少實際，徒飾美觀”。在他眼里看來，這是“役將匱之財，為不急之務(wù)”，從而得出“以其勞民而傷財也”，“甚非瘠省所宜有也”的荒唐結(jié)論。

　　二是從鐵橋建成后的保養(yǎng)維修上看。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認鐵橋“雖甚粗適實在”，另一方面又持消極否定的態(tài)度說，鐵橋“與木橋比，不過久暫不同”罷了，但卻比木橋所需歲修開支“已多十倍之費”。并以假設(shè)的口氣寫道，如果“將來全行倒壞，改作至再至三，費將倍蓰十百而已，不幾成一省漏卮耶?”他甚至把一些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空氣頻則機牙暗損”，“涼熱漲(脹)縮，水氣銹蝕則緘筍(榫)不能不松”等等大自然作用于鐵橋的正?，F(xiàn)象，以及在他腦子里憑空遐想出來的“潮頭數(shù)則基址微搖”等純屬子虛烏有的問題，作為否定建橋的理由。

　　三是從軍事上看，他過份拘泥和墨守于古代戰(zhàn)法，認為“萬一河湟不靖，此橋于省垣城守最多不利”。接著一連列舉了六大害處：“河失其險”。“船橋靈而鐵橋滯不利”，敵以“重船沉塞而下，則水可立漲而北門泛濫”，“城中汲道，敵易設(shè)法斷絕”，“橋夜間易為偷渡”，若重點置守白塔山，以“跨橋連城”，軍費勢必大增。于是，他推導出“此橋若成，常則利一，變則害九”的奇談怪論。

　　四是從遠景渺茫的修建西北鐵路上大做文章，他主動獻策說：“為今之計，鐵道在所必修，寧夏在所必經(jīng)”。建議將修建蘭州黃河鐵橋的合同進行修改，以中外股份制的形式，把蘭州建造鐵橋的料件，轉(zhuǎn)運到寧夏地區(qū)之黃河上面，“建一適用鐵橋”。他的這一想法又是何等的荒誕不經(jīng)!

　　五是從政府變化上進行揣測臆斷，說什么“將來省會之遷移(寧夏)，本意中事。則商途必改而出于北，復(fù)何必虛擲一籌于無用之地乎?”這種說法更是空想。

　　彭英甲閱此稟文后，先是觀點鮮明地批語：“此項鐵橋業(yè)經(jīng)大帥奏明。奉旨飭辦……可否停建，非本總辦所敢擅專。”接著，又言簡意賅地論駁道：“當此推廣路政之世界，鐵橋之修，所在皆有。豈人皆昧于后患。而該舉人獨知預(yù)防耶?至請移橋?qū)幭模^‘省會遷移，本意中事’等語。無論語涉無稽，豈有在蘭州，鐵橋有后患，省移寧夏，鐵橋即無后患耶?諒該舉人無詞以自解也”。他用這些明智而又幽默的批語，作了有力的回敬，仍按既定方案，排除了干擾，繼續(xù)堅定地修建鐵橋。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