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郵驛有3000多年的歷史，曾經在維護和鞏固歷代王朝的統(tǒng)治，促進社會文明進步與發(fā)展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今天，回首漫漫歲月，面對崇山峻嶺里的古代驛道，觀看戈壁大漠中歷經滄桑的郵驛遺址，我們的心靈深處，仍然會被歷史的回聲所感動。
便捷快速的郵驛傳道
中國古代把郵政叫作“郵驛”.東漢學者許慎認為，“郵”是古時邊陲地區(qū)傳遞書信的機構，“驛”在古代是指傳遞官方文書的馬、車工具。因此，在我國古代，郵驛應理解為：給政府傳遞公文及給來往官吏提供食宿及車馬運輸工具的機構。歷朝歷代因郵驛職能的調整分合等，不同時期叫法不同。周朝時稱“傳”,春秋戰(zhàn)國時稱“郵”或“置”,秦朝時稱“郵”,漢朝時稱“置”或“驛”,魏晉時稱“郵”或“驛”,唐朝時稱“驛”或“館”,宋朝時稱“急遞鋪”,元朝時稱“站赤”,清朝時稱“郵驛”.
我國是文明古國，據(jù)發(fā)掘的現(xiàn)有甲骨文記載，早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專門的郵驛傳遞設施，到了春秋時期，郵驛傳遞的速度已經很快了?！睹献?middot;公孫丑上》記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孔子所說的意思是：德性的廣泛傳播，比郵驛傳遞公文的速度還要快。借此，可以反觀出當時郵驛傳遞的飛快速度，已被社會所公認。
甘肅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自漢武帝派霍去病征戰(zhàn)河西，武力驅逐匈奴勢力后，在絲綢之路甘肅段沿線“列置郵亭”,設立了許多郵驛，保證長安到西域的信息暢通無阻。從那時起，甘肅境內驛道延伸，郵驛增加，出現(xiàn)了“列郵置至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榮局面。
1990年，在敦煌市莫高鎮(zhèn)甜水井東側，發(fā)現(xiàn)了震驚世界考古界的懸泉置遺址，這是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最早的古代郵驛。據(jù)考古專家分析，懸泉置始建于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后，廢棄于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以后，漢代前后連續(xù)使用220年左右。據(jù)史料記載，懸泉置在東漢廢棄后，唐代又在這里不遠處，重新設立并啟用，改稱為懸泉驛，繼續(xù)履行其郵驛的作用。
這個郵驛經歷了漢、唐王朝，前后使用達400多年。在漢代，當時敦煌的懸泉置設立，首先是傳遞朝廷的公文信件，其次是負責接待過往的各級官員和往來商客，以及前往中原的外國使節(jié)等。在懸泉置的文物發(fā)掘中，出土的漢簡文書竟達2.5萬多枚，主要有皇帝詔書、國家法律、各級郡縣行政文獻、驛站內的文書資料和日常運行記錄等。其中，有個漢簡是置嗇夫的管理日志，其中寫道：懸泉置有官徒卒御37人，傳車15輛，傳馬40匹，還有官牛和牛車等。置嗇夫，“置”,即郵驛，負責傳遞朝廷官員公文和行政命令及轉運物資和公務接待的地方，“嗇夫”,當時縣級以下官員的謂稱。懸泉置嗇夫，即懸泉置郵政組織機構的行政長官。從這里出土的漢簡上，可以看到當年沿河西四郡，由武威到敦煌沿線的郵驛站名稱及相互間的里程，從蒼松、鸞鳥、小張掖、姑臧、顯美、昭武到祁連置，郵驛準確標識出了當時絲綢之路在這一帶精確的路線位置。
據(jù)漢簡史料記載，當時從長安到敦煌的這條絲綢之路古道上，共設有80多處類似的郵驛。漢朝全面繼承了秦朝的郵驛制度，并改革創(chuàng)新，“郵”和“驛”分流。郵驛中具體規(guī)定為：以騎馬為主遞送公文的方式，便以“驛”正式命名；以步行為主遞送公文的方式，便以“郵”正式命名；負責長途傳遞公文的機構，叫“驛置”,負責短途步行傳遞公文的機構，叫“郵亭”.當時規(guī)定驛道上“十里一郵亭，三十里一郵驛”.驛使統(tǒng)一著裝，頭戴紅頭巾，臂著紅色套袖，身背赤白囊，醒目地奔馳在驛道上。步傳每天可走四五十里，車傳每天可走七十里，馬傳每天可走三四百里。而且傳遞方式是接力交接式的，人馬歇息，公文不得停留，必須接力以最快的速度傳遞到下一個郵驛。當時，從金城郡（今蘭州市）快馬傳遞公文到長安，計算為1450里，七天就可以跑一個來回。
到了魏晉時期，我國中原地區(qū)戰(zhàn)亂不斷，但是河西走廊地區(qū)卻很安定，這里的郵驛傳遞也非常暢通。1972年，嘉峪關新城鎮(zhèn)的戈壁荒灘上，發(fā)現(xiàn)了有1400多座魏晉時期的古磚墓群，其中在5號墓的挖掘中，發(fā)現(xiàn)了一塊《驛使圖》磚畫。畫中一位信使騎在一匹棗紅色駿馬上，左手舉著簡牘公文，右手拉著韁繩，正在奔馳途中。他的臉部神情嚴肅緊張，特別是沒有繪出嘴巴，說明當時的驛使保密工作很嚴格，守口如瓶。他騎的那匹奔馳的駿馬，四蹄騰空，馬尾飄逸，可想象出馬的速度之快。這幅《驛使圖》，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時郵驛人員，風馳電掣的傳遞速度和晝夜不停、風雨兼程向遠方遞送官府各種公文文書的場面。古代邊塞詩人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贊：“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fā)咸陽，暮及隴山頭。”
歷史的腳步走到了唐宋時期，郵驛也進入了空前的繁盛時期。據(jù)柳宗元《館驛使壁記》中記載，唐朝以長安為中心，散射狀開通七條大驛道，通往全國各地，即長安到四川、廣東、福建、山西、山東、云南和新疆。其中，長安至西北的西域驛道路線是：自長安經涇州（今涇川縣北）、會州（今靖遠縣北）、蘭州、鄯州（今樂都縣）、涼州（今武威）、瓜州（今瓜州縣東南）、沙州（今敦煌市）直達安西（今庫車縣）都護府。
驛道邊上設置的郵置，運行效率非常高，長安的政令一經發(fā)出，兩個月內便可在全國推行。據(jù)《大唐六典》記載，全國有水陸驛2557個，驛務人員2萬多人，其中驛夫1.7萬人，構成一支龐大的官府郵驛隊伍。宋朝，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強化，與之相適應的郵驛管控也更趨向軍事化，郵驛事務由朝廷的兵部直接掌管，負責郵驛的規(guī)章條令、人員調配、驛馬配置等。同時，朝廷樞密院管理驛馬的發(fā)放，頒布驛使的憑信符牌等。當時，將傳遞朝廷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具體分為“急腳遞”“馬遞”和“步遞”,郵傳效率進一步提高。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正月，西夏王朝派出大量步、騎兵，踏冰橋渡過黃河，圍攻蘭州。蘭州府傳遞緊急軍情，攜金字令牌直通神宗皇帝。紅底金字的金牌上寫著“御前文字，不得入鋪”八個字。沿線郵驛十萬火急，日行500里，軍情很快就送到了開封的皇帝手中。
我國歷史上疆域面積最大的是元朝，為了保證對國家有效的控制，元朝政府尤其重視郵驛網點的布局和驛道的擴展。元朝把郵驛稱為站赤。元朝中書省、通政院和兵部共同管理郵驛組織。全國有驛站1119處，驛馬4.5萬匹。元朝通過驛道與西方進行頻繁的往來，當時有三條國際驛路，一條是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北部的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第三條是經過甘肅全境，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tǒng)絲綢之路古道。特別是從宋末時期繼承下來的急遞鋪，在元朝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对?middot;兵志》記載，鋪兵跑步遞送文書至下一急遞鋪約10里，身系懸鈴主要是讓驛道上的行人聽到鈴聲后讓路。當鈴聲傳至下一站時，站里的鋪兵提前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公文包袱立刻出發(fā)。這樣一站站以此類推，公文傳遞效率非常高?！队罉反蟮?middot;站赤八》記載稱，設在甘肅境內的驛站尤其多，因為甘肅戰(zhàn)略地位非常重要，且河東地區(qū)多高山峻嶺和深山峽谷。據(jù)統(tǒng)計：天水至臨洮一線設驛站12處，涇川至蘭州一線有驛站10處，寧州（今寧縣）經靈州至河西一線設驛站15處。另外還有蒙古的站赤32處，脫脫禾孫馬站（稽查）6處。當時朝廷通信有兩種方法：一種稱為“鋪兵傳遞”,主要是通過步驛傳遞有關日常政務的文書；另一種“遣使馳驛”,主要通過馬驛，傳遞朝廷重要的文書及軍情急務。馳驛傳遞人員必須持牌符證件，以此表明驛使的重要身份及證明此文書或軍情的重要性。最常用的是金或銀字圓牌。這種金圓牌上刻有漢字、畏兀兒字和八思文字等三種文字，刻著“天賜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字樣。1965年，甘肅省博物館在蘭州征集到一塊元朝的鐵質銀字圓牌，牌面正反面都刻有虎頭紋樣，正面刻八思巴蒙古文，經專家考證其字意為“長生天氣力里皇帝圣旨不從者治罪”.當時，金銀字牌由據(jù)守地方的蒙古諸王或軍事長官掌管，遇有要事，牌子隨驛使及公文同行，用以給沿途郵驛昭示，證明其人和物的重要性。
明清時代，郵驛進一步得到了發(fā)展。朱元璋稱帝后，立即下令整頓和恢復全國的郵驛網絡。明朝對郵驛規(guī)定，日常文書交給步行的遞鋪處理，重要緊急文書交給馬驛辦理，因后者速度快。明清時期蘭州作為交通樞紐中心，驛道呈放射狀，通往陜西的驛道有三條：一是蘭州經定西、會寧、靜寧、隆德、平涼、長武至西安；二是蘭州經臨洮、漳縣、天水、兩當入陜西至鳳翔；三是蘭州經固原至西安。蘭州通往青海的驛道有兩條，分別為蘭州經臨夏和蘭州經永登至西寧。蘭州通往寧夏的驛道有三條。蘭州通往河西的驛道主要沿古絲綢之路入新疆。眾多的郵驛均設置在沿綠洲有水源人口居住多且戰(zhàn)略關口要道上。如山丹縣的峽口，位于絲綢之路戰(zhàn)略要地。唐代著名詩人陳子昂稱之為：“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峽口堡郵驛，就設在古稱“鎖控金川”的天險戰(zhàn)略要沖上。這里古遺址有古長城、古城門、古兵營、古城樓等，當時的峽口堡郵驛重點是遞送緊急軍事情報及傳遞各類官方信息，接待過往官吏。郵驛人員與駐守的軍營將士們，歲歲年年堅守在西風古道上，共同維護著絲綢之路的暢通。
清朝后期，鴉片戰(zhàn)爭慘敗，清王朝開始走向衰落，可是古驛道上的郵驛仍在艱難地正常運轉著。據(jù)史料記載，清朝在甘肅共設驛站132處，配驛夫2158人。蘭州榆中就處在絲綢之路古驛道上。榆中有兩個歷史悠久的古郵驛站，即金崖驛和清水驛。直到中華民國2年（1913年），清水、金崖兩郵驛站才正式裁撤。由此可見，當時榆中這兩個古老的郵驛，伴隨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結束，最后退出了歷史舞臺，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郵驛人員忠于職守，直到最后仍將結余的驛站運行資金全部上交。
近年來，榆中縣在民間發(fā)現(xiàn)了清光緒年間清水驛的郵驛文書記錄。其中三份是由河州行營經蘭州府（今蘭州市）、蘭泉驛、金縣（今榆中縣）金崖驛、清水驛、定西秤溝驛發(fā)往內地的夾板公文文書記錄；兩份是由西寧行營經蘭州府、蘭泉驛、金崖驛、清水驛、秤溝驛發(fā)往內地的夾板公文文書記錄。這五份郵驛文書，詳細記錄了過往公文上下郵驛站接送時刻、登記號、接交人、馬夫姓名、郵驛站之間路程、驛道情況、延遲的時間、原因、天氣情況等內容，文書上還有蘭州府、金縣知縣防偽簽字和府、縣大印。從這些文書記錄中，可看出郵驛嚴格的管理及郵驛人員嚴謹細致的履職狀況。
嚴格的郵驛組織管理及良好的設施
中國古代郵驛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以法治驛，靠嚴刑峻法和嚴密的組織管理來保證郵驛正常運行。秦朝頒布《行書律》，律文中指出，皇帝詔書及注明的緊急文書，接到后立刻送出；不急的文書，當天處理完畢，不許留存積壓，如果有耽誤者，以法律論處?！缎袝伞愤€規(guī)定，收發(fā)文書時，必須詳細記錄文書發(fā)出或收到時的日期，甚至要注明早上或晚上。
東漢曹魏時期，頒布了《郵驛令》，這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郵驛法。唐朝的郵驛法令，集中在當時國家法律匯編的《唐律》之中。宋朝在國家大法《宋刑統(tǒng)》中，對郵驛設立了眾多法律法規(guī)，如其中規(guī)定：“諸不應入驛入者，笞四十，”貪贓枉法者，“皆杖一百”.
在南宋時期，朝廷官員匯集編纂了散失在民間的有關郵驛舊規(guī)，匯成《金宇新書》115條。其中涉及郵驛刑律的51條，有關賞格的10條，有關郵驛遞鋪管理的54條。元、明、清時期，對郵驛管理也都有明確的法律和規(guī)章，如元朝的《站赤條例》、明朝的《昭代王章》等。明朝朱元璋掌握政權后，限制王公貴族私自使用郵驛，影響其正常運行。朱元璋的一個駙馬都尉歐陽倫，多次違禁利用郵驛遞送走私茶葉，其家奴更是仗勢欺人，強迫沿途郵驛提供車馬，捆吊打罵驛站人員。朱元璋知道后震怒，把駙馬歐陽倫賜死，他的家奴一并處以死刑。這樣，暫時對郵驛管理起到了好的作用，出現(xiàn)了“驛遞清樂，而里甲不擾”的良好局面。
古代郵驛的基礎設施也隨王朝當政者的重視而改善，隨王朝的衰敗而弱化。今天我們還能從文物或文獻記載中，感受到當時的情景。如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從現(xiàn)今考古發(fā)掘的地基上看，整個郵驛坐西朝東，占地面積達兩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達3000余平方米。主體建筑的塢堡，猶如一個很大的城池。院子四角還有角樓，正門上建有門樓，大院子里有好幾十間房子，院子外面建有馬廄、車棚等。可以想象出當時這里寬闊高大氣派的郵驛建筑風貌。興建于明朝的蘭州沙井驛，占地面積近萬平方米，是一座規(guī)模宏大，氣勢非凡的郵驛城堡，四周修筑高墻，內有水井、房子、馬廄、料場等設施。
唐朝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詩人杜甫帶妻攜子流落到甘肅秦州（今天水），住在秦州驛中，他曾留下了一首贊頌秦州驛美景的詩歌：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垌。”
詩歌中描繪出了郵驛一幅美麗如畫的風光圖畫。門前是一個青幽幽的水池，邊上是翠綠的竹林，還有高大茂盛的柳樹綠林。中唐詩人劉夢得在《管城新驛》一詞中，更有形象生動的描寫：
“門街周道，墻蔭竹桑，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哲，領甓剛滑，求精于內也。”
意思是郵驛門外的街路規(guī)整寬敞，周邊草木優(yōu)雅，郵驛房子內是名貴木材構建，墻壁房頂是高級精美的裝修。
百姓通郵難及驛使的悲涼命運
古代郵驛站點是歷代朝廷的官辦機構，主要為歷代封建王朝及官員們服務，老百姓基本上享受不到郵驛的服務。平民百姓的書信傳送十分艱難，基本上靠熟人鄉(xiāng)親或商旅捎帶傳遞，其時效性差，毫無安全保障。所以，古代百姓渴望通郵，流傳下了“青鳥傳書”“鯉魚傳書”“黃耳傳書”“鴻雁傳書”等民間通郵傳說的故事。
在漢代《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寫道：“客從遠方來，送我一書札，長相思，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年字不滅。”
可見當時通郵之難，相思之深，家書抵萬金。晚唐詩人杜牧在一首《旅宿》的詩中寫道：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系釣魚船。”
從中可看到他煩悶的在旅店里思鄉(xiāng)難眠，想寫份家信吧，要隔年才能捎帶到，通郵難的苦悶可見一斑。而在晚唐一位叫韋莊的詩人詩句中，可看到更可悲的一面：“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可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封建王朝建立起來的發(fā)達的郵驛網絡和豪華的郵驛館舍。在服務于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同時，也滿足了歷代一些官吏假公濟私，捎帶私人信件物品，甚至享受奢侈腐敗的生活。他們利用便捷的郵驛網絡，運送個人物品，甚至在驛站胡吃海喝，巧奪民利，恣意享樂。
晚唐詩人杜牧的詩道出了真情：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里，形象描繪出了驛使飛馬奔馳，一路風塵滾滾，人們以為有緊急奏章上報，卻原來是通過郵驛從南方專門送給皇妃吃的新鮮荔枝來啦。
當每個朝代走向沒落時內亂四起，郵驛費用得不到保證，驛使生活毫無保障。郵驛人員大部分是被迫服勞役的平民百姓，他們深受壓迫，一些郡縣的貪官污吏，仗著山高皇帝遠，任意克扣他們的口糧，使之更加貧困。唐代武宗時期，在甘肅肅州（今酒泉）終于爆發(fā)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郵驛驛丁起義。這次起義為首的是泛國忠、張忠，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快馬快步，從肅州一直打到了沙洲，得到了沿途各驛丁的積極響應和支持。朝廷得不到情報，倉皇不知所措，起義者給朝廷很大的震動。
元朝往來于郵驛的官員，更是胡作非為，他們“持威挾勢，頤指風生”,花天酒地，無所不為。他們對驛站人員發(fā)泄私憤，即行吊打，無節(jié)制地使用驛站馬匹。據(jù)《永樂大典》記載，延佑元年（1314年），官吏由于晝夜在驛道上使用馬匹，驛站無法應付，造成大量馬匹途中倒斃。元代詩人許有壬在詩中寫出了站赤們的悲傷生活：
“盛冬裘無完，豐年食不足。為民籍占驛，馬骨猶我骨。束芻與斗菽，皆自血汗出。”
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使許多站赤人員被迫出走逃亡，甚至出家。
清代詩人秦松鈴在一首《點夫行》中描寫出郵驛人員悲苦的生活：
“奔疲面目黑，負背形神枯。水深泥沒踝，衣破肩無膚。苦情不敢說，欲語先嗚嗚。”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隨著歷史演變，古老的郵驛站點，跟隨時光的流逝，漸漸淹沒在歲月的長河中。他們對歷代王朝政權的鞏固，以及在經濟文化繁榮發(fā)展中發(fā)揮出的巨大作用，留在了史冊里，默默地見證著昔日的輝煌。
清朝末年，伴隨著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也輸入了一些新式的郵政運行管理方式，舊的郵驛運行方式顯得落后了。1896年，清朝政府開始辦理新式的大清郵政，郵驛逐漸被代替。到了1913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宣布，將全國古老的郵驛站點全部撤銷。這個在中國大地上延續(xù)使用了幾千年的郵驛傳遞方式從此畫上了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