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隨著網(wǎng)絡(luò)普及所帶來的“自媒體”熱，“自媒體”引發(fā)的各種侵權(quán)官司也愈演愈烈。有人說：“自古文章一大抄”, 其實，在中國古代，對抄襲、剽竊、盜版、假托、作偽、惡意引述等行為，古人一直持鄙視的態(tài)度，尤以抄襲、剽竊、盜版最令人深惡痛絕……

    漢代班固被視為史書“抄剽第一人”

    《通志》揭露：“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shù)，專事剽竊”

    從古籍記載來看，抄襲、剽竊、盜版等令人不齒的行為，竟然有不少都是“文化名人”干的。中國創(chuàng)作史上的“抄剽第一人”,應(yīng)該是《漢書》的作者班固。班固在史學上的貢獻是得到肯定的，但他著史時的不端行為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一樣，一直飽受后世指責。唐代歷史學家、《史通》作者劉知幾即稱：“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作為本應(yīng)秉筆直書的史家，著史過程中竟然受賄索財，確是很可恥的行為。

    然而，班固飽受非議的地方還是他的剽竊行為。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中即稱“班固盜竊父史”,南宋史學家鄭樵在《通志·總序》中亦稱：“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shù)，專事剽竊。”

    班固的《漢書》究竟剽竊了哪些內(nèi)容？從漢高祖到漢武帝這段歷史，主要剽竊了司馬遷的《史記》，除《董仲舒?zhèn)鳌吠猓畈欢喽汲浴妒酚洝?，?nèi)容上沒有實質(zhì)的變化；從漢昭帝到漢平帝這段歷史，則大量惡意“引用”差不多同時代學者賈逵和劉歆等人的作品。

    除了抄剽，班固還編造過“假新聞”.如著名的歷史事跡--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就是班固杜撰的。在《史記》及董仲舒過世后、東漢前期所有學者的著作中，均不曾提及此事。

    柳宗元認為“剽竊”始于老子的弟子辛妍

    《五百家注柳先生集》記載：文子“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

    對于中國古代抄剽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時間，古今有不少觀點，其主流觀點之一“漢代說”,證據(jù)就是班固抄剽。但不同學者所持的理由并不相同，清代史學家趙翼承認班固是“文抄公”,但認為漢代的抄襲之風是當時的“文士”一類不出名的文化人最先干的。趙翼引用東漢末學者、書法家蔡邕的說法作為證據(jù)：“今（東漢末）待詔之士，或竊成文，虛冒姓氏。”

    趙翼還認為，司馬遷也干過這種事：“《史記》多采《尚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等書，或全用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記》而刪節(jié)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班書《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遷《項羽贊》。”

    實際上，剽竊行為早在先秦春秋時就已出現(xiàn)，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即持此觀點。柳宗元認為，老子的弟子辛妍，即后世尊稱的文子，就抄剽了別人的文章，《五百家注柳先生集·辯文子》稱：文子“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數(shù)家，皆見剽劫。”

    柳宗元這意思是，辛妍剽竊了孟軻（孟子）、管仲（管子）等多人的作品，整合成了《文子》一書。柳宗元將剽竊的“竊”寫作“劫”,把抄剽行為視同搶劫，可見他是相當憎惡這種行為的。

    南朝何法盛偷竊郗紹書稿出版《晉中興書》

    《南史》記載：為“流聲于后”何法盛趁“紹不在”竟然“直入竊書”

    一般認為，中國的剽竊之風是在魏晉以后興起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在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同樣很“亂”,從書法作品到文章均出現(xiàn)了抄剽、作偽風氣。如郭象剽竊向秀的《莊子注》、虞預(yù)剽竊王隱的作品、何法盛剽竊郗紹《晉中興書》、釋寶月剽竊柴廓《行路難》，等等。

    郭象是西晉著名學者，還當過帝師（太傅主簿），其代表作《莊子注》好多內(nèi)容是抄襲了“竹林七賢”之一向秀的《莊子注》。南朝宋劉義慶在《世說新語·文學》中曾揭露郭象：“郭象者，為人薄行，有俊才，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為己注。”郭象的歷史地位遂一落千丈，唐代房玄齡在修編《晉史·郭象傳》時，便把郭象的抄剽行為載入史書。

    比郭象更可恥的是南朝宋史學家何法盛，其所著的78卷紀傳體《晉中興書》即是剽竊了郗紹的創(chuàng)作成果。據(jù)《南史·郗紹傳》，郗紹在創(chuàng)作《晉中興書》過程中，曾將書稿拿給何法盛看。何法盛向郗紹索要這本書稿，他的理由竟然是為了出名：“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

    郗紹自然不會把書稿給他，在完成全書后，把書稿小心藏到自家書櫥里。何法盛則去郗家偷走了書稿，此即《南史》所謂：“至書成。在齋內(nèi)櫥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因為沒有底稿，郗紹只能眼看著《晉中興書》成了何法盛的著作。

    宋代出書印上“牌記”保護版權(quán)

    《東都事略》書頁刊印版權(quán)聲明：“已申上司，不許覆版”

    在中國創(chuàng)作史上，唐代是一個旺盛時期，一些作家靠創(chuàng)作來養(yǎng)家糊口已不成問題，即所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如千古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作者王勃，就靠寫詩發(fā)了大財。但因為詩歌能賣錢且好賣，抄襲、剽竊現(xiàn)象也開始泛濫。

    白居易當時是大受歡迎的詩人之一，除了“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外，連歌女娼妓都以會背誦白詩來抬高身價。除了將別人的詩作假冒成白居易的作品外，還有人將白居易的詩作胡亂篡改，署上他人名字賣錢。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是這樣說的：“甚者，有至于盜竊名姓，茍求自售。”

    自唐代起，作者的創(chuàng)作權(quán)益受到重視。到宋代，版權(quán)意識和版權(quán)控制真正萌生，并得到強化。宋代出書時，封面后或封底上已開始印上“牌記”,版記里印有作者、出版者名號、版權(quán)聲明等。如當時出版的《東都事略》一書內(nèi)頁上，長方形牌記中便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露堂藏版”等字樣，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中國版權(quán)保護例證，這也是“版權(quán)所有，不許翻印”最原始的出處。

    但是，雖然版權(quán)保護手段已使用，但仍未能杜絕抄剽和盜版行為。將別人的書稿改頭換面再出版、或是直接換個名字翻刻的現(xiàn)象很普遍。蘇東坡在《蘇文忠公全集·與陳傳道書》中訴苦道：“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zhèn)蜗喟?，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而《資治通鑒》編撰者司馬光也曾被侵權(quán)，其所著的《歷年圖》被一姓趙的人易名為《帝統(tǒng)》，刻印出來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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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夢龍《智囊》記載：《唐類函》發(fā)行前先辦“訟牒”

    明代刻書業(yè)發(fā)達，書稿需求量大，侵權(quán)行為也越來越猖獗。一些書商，或刪節(jié)或抄摘或照搬或匯編，翻刻、盜版、假冒偽托他人之名刻書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如明代上海（松江華亭）人陳繼儒所撰的《珍珠船》，便是抄湊來的，《四庫全書總目》點評之：“是書雜采小說家言，湊集成編，而不著所出。”這一評語其實是明朝抄剽侵權(quán)普遍現(xiàn)象的總結(jié)。當時，不少暢銷書“既病冗蕪，亦有訛舛”,原因是：“蓋明人好剿（抄）襲前人之書，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

    類似的，如王象晉《清寤齋欣賞編》，“皆摭明人說部，鈔合成編”;胡效臣《百子咀華》，“取諸子之文而割裂之，或摘其一段，或拾其數(shù)語，或掇其數(shù)字”.這種抄剽之風在明末到了極點。由于抄剽成風，許多新書都不署作者的姓名。明代出“盜版書”數(shù)福建書商最有代表性，只要聽說其他省有好銷的書出來，立即翻刻，定價只有正版書一半，因為便宜，“人爭購之。”

    為了保護自己作品不被侵權(quán)，有人想出懸賞捉拿的主意。馮夢龍在《智囊》便記載了這樣的例子，萬歷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俞羨章刻《唐類函》，在發(fā)行前先取得官方發(fā)行的“訟牒”,假稱新書在運輸途中被盜，“乞官為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因怕吃官司，沒人敢盜版。

    古人為了書籍不被侵權(quán)，采取了不少手段，清朝滅亡前的宣統(tǒng)二年（公元1910年），中國還誕生了首部版權(quán)保護法規(guī)《大清著作權(quán)律》。但是，有法就能真正杜絕抄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