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的秘書班子，包括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知制誥等。這個秘書班子里的人，都是皇帝千挑萬選出來的，個個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不過，秘書們雖然才學兼優(yōu)，但鑒于當時工資水平低，待遇不夠好，皇帝便琢磨著要想個什么辦法來彌補一下，好讓他們安心工作。

    收取潤筆錢形成制度

    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秘書班子分“內外兩制”,翰林學士稱“內制”,中書舍人和知制誥稱“外制”. 秘書為皇帝起草官員任命文件，被任命者凡提拔到給諫、待制官以上的，都要給他們掏潤筆費用，或錢或物，意思意思。不過，意思畢竟只是意思，標準不明，數額不定，酷似“打秋風”,沒有上升到制度層面。所以，宋太宗繼位后，想秘書之所想，急秘書之所急，把秘書的潤筆錢寫進了紅頭文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規(guī)定了具體金額，還刻碑立在舍人院中，成了長效機制?？梢婎I導對提高秘書待遇的重視程度。

    皇帝調整一批干部，秘書從容起草完任命文件，瞟一眼舍人院中的石碑，就知道今天進賬多少。這對于本擁有一份工資的秘書來說，無異于意外橫財，相當于皇帝給了他們一條致富捷徑。而且，不怕你賴賬，“每除官，則移文督之”,你還在上任的路上，追銀子的文件就尾隨而來了。“要想富，動干部”,如今連起草“動干部”文件的工作都成了人人向往的美差。

    對于秘書來說，這么一個源源不斷的業(yè)務，是不是要輪流安排，利益均沾呢？也不是。皇帝有皇帝的標準，官員有官員的偏好，文件擬得好的，上下皆喜，業(yè)務量大，進賬自然就多。宋真宗的秘書楊億才華卓絕，文件擬得好，“當時制誥，蓋少其比”,其他秘書沒得比，深得宋真宗喜愛。不但宋真宗安排的業(yè)務多，而且一些官員為了讓自己的名字能夠出現(xiàn)在楊億起草的文件中，甚至專門等到楊億值班的時候才提出申請，“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出其手，俟其當直，即乞降命”（吳曾《能改齋漫錄》）。例如，寇準被皇帝提拔為宰相，就是楊億起草的文件，其中“能斷大事，不拘小節(jié)。有干將之器，不露鋒芒。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幾句，讓寇準異常高興，驚嘆“正得我胸中事”.為此，寇準除了支付規(guī)定的潤筆錢外，還“例外別贈白金百兩”,給了楊億一筆豐厚的外快。

    加重新官員經濟負擔

    這個潤筆錢政策，的確讓平時喝慣了西北風的秘書們嘗到了甜頭，文章越寫越好，待遇越來越高，像楊億收寇準“白金百兩”,幾乎一夜暴富。不過，皇帝給的政策好是好，但他只給政策不掏錢，潤筆錢由文件中被提拔的官員出，無疑加重了官員們的經濟負擔。這意味著他們還沒領到工資，就要交一筆不菲的“買官錢”.寇準畢竟任過多年要職，資財殷實，再多也能輕松支付。而對于許多家境貧寒、積蓄無幾的官員來說，勢必把他們逼到更窮的境地。秘書的收入增加了，他們卻被害慘了，結果不是道盡途窮、債臺高筑，就是受賄索賄、頻頻伸手。皇帝做好，官員買單，這讓下面一些領導很有意見。因此，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遭遇到許多抵觸，落實起來越來越難。

    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說：“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后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日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秘書們拿起毛筆就興奮不已，官員們收到文件就心驚肉跳，提拔者拖欠、秘書們追討潤筆錢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對立情緒日益嚴重。元豐（1078-1085年）間，宋神宗感到這個制度再難執(zhí)行下去，便取消了收取潤筆錢的規(guī)定，“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夢溪筆談》）。

    官員掏錢變皇帝埋單

    潤筆錢雖然在紅頭文件中消失了，但秘書的待遇不能減呀，那既影響文章的水平，又挫傷工作的積極性。宋神宗的辦法是給秘書加薪，“內外制皆有添給”,改官員掏錢為皇帝埋單，矛盾迎刃而解。這說明，政策可以取消，領導對秘書的關心永遠不會取消。后來歷朝歷代，秘書們起草文件，依然能得到一定的獎賞。即便是現(xiàn)在某些機關，也有類似的不成文規(guī)定，比如為領導撰寫報告，會適時發(fā)些補助；為領導發(fā)表了署名文章，也會給予些許獎勵。當然，這些都是小錢，只能算領導對秘書的小恩小惠，夠不上大恩大德。而那些真正在領導心里舉足輕重的秘書，領導往往會委以重任，讓他們青云直上，日進斗金。只是，秘書們切莫學那號稱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心太大，欲太強，沒能走出“升、貪、關”的怪圈，用前途與性命做了最后的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