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載，上世紀50年代，胡適在美國居住時，出門經常迷失方向，很難找到回家的路。為了解決他迷路的問題，他太太江冬秀想了很多辦法，后來，她在胡適的領帶裝上一條小拉鏈。每當胡適出門時，她都在領帶里面放上5美元（那個年代，美國的小偷特多，如果裝在口袋里很易被小偷偷走），以便其迷路時，坐出租車回家。

    除了生活上精心照料胡適外，江冬秀還具有一般女人少有的見識。1938年，中國全面抗戰(zhàn)開始，當局經過多方考慮，做了大量說服工作，胡適才答應出任中國駐美大使。

    這在一般人看來，該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可江冬秀不這樣看。她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但愿你給我信上的一句話，‘我一定回到學術上去',我恨自己不能幫你助一點力，害你走上這條路去的。”她叮囑丈夫記住要“回到學術上去”,還認為自己缺乏能力，“害”胡適走了當官的路。

    胡適接信，感動得一塌糊涂：“我將來要做到這一句話?，F(xiàn)在我出來做事，心里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20年，從來不這樣想，所以我們能一同過苦日子。”

    一位“五四”運動新文化的先驅者，娶的是文化很低的小腳女子，成長環(huán)境與文化背景差異很大，兩人也有許多不和諧的地方。但從上述兩個生活細節(jié)就不難發(fā)現(xiàn)，為何胡適“怕”江冬秀，為何胡適能與發(fā)妻白頭偕老？

    今天看來，我們都不得不敬佩江冬秀的為人和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