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1600年2月17日，在意大利美麗的羅馬。一位擔(dān)任過法國駐英大使私人秘書的平民哲學(xué)家被宗教法庭燒死在火刑柱上。行刑完畢，骨灰隨風(fēng)輕揚，鋪滿了“坎普迪菲奧利”.懂意大利語的人會告訴你，那是花卉廣場。

    花卉是血與火種出來的。

    被燒死的人，叫布魯諾。他的罪名就在于告訴了人們：“國家無權(quán)告訴人們應(yīng)該想什么。”“社會不應(yīng)該用劍懲處不同意通常公認(rèn)的教理的人。”他還告訴人們：“世界是圍繞太陽轉(zhuǎn)動的，而主教大人所居住的世界也是繞太陽轉(zhuǎn)動的普通行星。”

    其時，在中國，正是大明萬歷二十八年。

    三十年過去了，一場關(guān)于天文學(xué)的論戰(zhàn)又在北京展開。所幸的是最高仲裁者不是愚昧殘暴的羅馬教皇，而是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

    北京畢竟不是羅馬，論爭的結(jié)果是以“布魯諾”的勝利而告終。這位“布魯諾”,就是來中國傳教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

    湯若望之發(fā)跡，首先要感謝聰明好學(xué)的徐光啟。

    這位徐光啟，即是《農(nóng)政全書》的編纂者，也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姊妹母親的遠(yuǎn)祖。上海之徐家匯即為紀(jì)念他而命名。他在三十八歲進(jìn)京趕考時，途經(jīng)南京而結(jié)識了歐洲傳教士利瑪竇。從此，皈依在天主教的門下，還起了個洋名，叫葡爾休。

    葡爾休十分看重西洋的科學(xué)與技術(shù)。他穿著翰林院的官服，如癡如醉地研究起西洋的天文、數(shù)學(xué)、歷法、兵器。他和利瑪竇合作，居然譯出了《幾何原本》。

    有一天發(fā)生了日食，而掌管天象的欽天監(jiān)居然沒有呈報。這件事使得崇禎帝大為惱火。徐光啟上前啟奏道：“天文臺使用的歷法還是元代的郭守敬法，時間長了，必然會發(fā)生差錯。天體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歷法也不能一成不變，必須時常校正……”為此，崇禎下令專設(shè)一個機構(gòu)，修改歷法，由徐光啟任總監(jiān)督，年輕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遂被引進(jìn)了朝廷。

    湯若望是三十一歲時來華的。先住北京，后轉(zhuǎn)西安。在北京的時間雖短，但準(zhǔn)確地預(yù)報過三次月蝕，這件事給徐光啟的印象極深。所以，一接到圣旨，徐光啟立即將湯若望召回到北京，委以修改歷法的重任。

    這件事，自然引起了朝廷內(nèi)部保守勢力的不滿。法國傳教士白晉在給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這樣寫道：“他們出于排外的心理，先排斥湯若望一派。對他們來說，在職務(wù)上允許這些外國人建議并服從其指揮，但這在體面上和社會輿論上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們力圖把西洋天文學(xué)者從自己執(zhí)掌的事業(yè)中徹底清除出去。已經(jīng)皈依天主教的閣老徐光啟及其一派，對湯若望神甫及其同行予以保護(hù)并鼓勵。在徐光啟等授意下，在確認(rèn)將要出現(xiàn)日蝕時，湯若望神甫向中國天文學(xué)者提議，由雙方分別推算出日蝕的準(zhǔn)確時間，對方接受了這個提案。推算的結(jié)果當(dāng)然是湯若望取得了勝利，然而他卻因此得罪了中國天文學(xué)家。”

    湯若望精確的天文預(yù)測引起了崇禎帝由衷的嘆服，他忽然異想天開，要湯若望造大炮，來對付背后日益強大起來的滿洲人。在中國皇帝看來，天象預(yù)報與兵器制造是一回事。湯若望接到這項叫人哭笑不得的圣諭后，堅辭不受，但明王朝的態(tài)度則更加堅定頑梗。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頭，湯若望只得參考書籍，現(xiàn)販現(xiàn)賣，竟然成功地鑄造了二十斤、四十斤重的大炮兩種，還制造出能放在馬和駱駝背上運走的輕型大炮。由于這一功績，崇禎帝頒賜兩塊金匾給湯若望，一以表彰湯若望的才德，二來頌揚天主教的教義。

    《崇禎歷書》書影1641年，湯若望向皇帝獻(xiàn)上崇禎十五年的新歷書。這本新歷書和天文現(xiàn)象完全一致，準(zhǔn)確地測定了日蝕，因此，崇禎帝想要廢除自古以來相襲沿用的回教歷法，代之以新的西洋歷法。遺憾的是當(dāng)時政局不穩(wěn)，農(nóng)民造反，沸反盈天，清兵入關(guān)，勢在必行……兩年后，崇禎帝吊死在煤山，湯若望編制的新歷法也就無法推行了。

    湯若望真是好運氣，明朝滅亡后，新的統(tǒng)治者清順治帝依舊非常器重湯若望的才能，任命他為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并把他編制的西洋新歷法命名為時憲歷，在全國推廣。湯若望本人則被賜號通玄教師，先封太常寺少卿，后又提升為光祿大夫。

    順治皇帝特地給湯若望下了這樣的圣諭：“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為朕修大清時憲歷，迄于有成。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今將賜爾嘉名，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歷，補數(shù)千年之缺略，非偶然也。”接著，又加封湯若望為通政使，進(jìn)秩正一品。欽天監(jiān)舊設(shè)回回科場。因為施行了時憲歷，回回歷就被打入了冷宮。

    生死存亡的斗爭由此而起。

    順治與湯若望順治十四年，原回回歷的主持人吳明炫上疏：“我的祖父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出自西域，自隋開皇年間來朝中原，專掌天文歷法，已經(jīng)一千零五十九年了。順治三年，湯若望對我們說，日月之蝕，乃天象運行變化，與人事無關(guān)，你們用不著一一啟奏皇上。這種大事，我們豈敢隱瞞？湯若望對天文并不內(nèi)行，他預(yù)言今年二、八兩個月看不見水星，可今年二月二十九日，水星現(xiàn)東方，二月廿四日傍晚，又看見了水星，由此可見，湯若望的天文學(xué)實在是謬誤百出的，請皇上明鑒。并請能恢復(fù)我們回回科，使祖上的絕學(xué)能得以發(fā)揚……”

    看罷奏章，順治帝令大臣愛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觀象臺測驗水星，觀測的結(jié)果是：水星依舊不見，湯若望勝利了。吳明炫以“奏事詐不以實”的罪名，判絞刑，后被人營救而獲赦。

    斗爭并沒有停止，更大的迫害接踵而來。

    順治死后，康熙即位?？滴跷迥?，新安衛(wèi)官生楊光先上疏，大劾湯若望。其主要罪名有四：①湯若望編制的時憲歷已推廣到全國，這本書的封面上居然題寫：“依西洋歷法”五字，這是中國的國恥，“非所宜用”;②天主教違背以孝道為本的國教，不能提倡；③在中國傳教的湯若望等神甫和在印度、菲律賓、日本的傳教士一樣，都懷有顛覆國家的陰謀，他們在澳門私藏大批的軍火彈藥就是圖謀不軌的明證；④湯若望把順治十八年閏十月錯成閏七月，榮親王（康熙之弟）下葬時，他又看錯了時辰、風(fēng)水，選擇的又都是犯殺的時日……

    這個楊光先是個惹不起的人物。明末，他叫人抬著棺材上殿，劾大學(xué)士溫體仁和給事中徐啟新，結(jié)果是一頓廷杖，發(fā)配遼西。他不懂中國原有的天文學(xué)，更不懂湯若望的天文學(xué)。他只是個狂熱的國粹論者，尤其是見不得中國歷書上寫上“依西洋新法”五個字。就是這種國粹的偏見和狹隘的民族感情挑起他與湯若望進(jìn)行生死搏斗的欲火。

    當(dāng)時，康熙帝只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年，要弄清這樣一樁撲朔迷離又胡攪蠻纏的公案確實是不可能的，況且，當(dāng)時的朝政還控制在以鰲拜為首的四輔臣手中。

    湯若望被捕了，他的同事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等三位神甫也被捕了，天主教被取締了。七十四歲的湯若望戴著鐵鐐跪在公堂上，他行動不便，口齒不清，無法還擊楊光先及四大臣的咄咄挑戰(zhàn)。

    愚昧和偏見勝利了，湯若望的義子潘盡孝被斬，湯若望領(lǐng)導(dǎo)下的欽天監(jiān)里有十人被凌遲處死。

    在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凌遲”的死法，讓我們身臨其境地感受一下中國科技界的先驅(qū)們是如何以身殉職的。

    明刑部主事張文麟，自始至終參與了對大太監(jiān)劉瑾的審理，后來奉旨處死劉瑾：“凌遲三日”,“凌遲刀數(shù)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至晚，康熙西洋版畫像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jiān)，釋縛數(shù)刻，瑾尚能食粥兩碗，次日則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nèi)事，以麻核桃塞口，數(shù)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

    清代的凌遲與之大同小異。

    據(jù)《庸閑齋筆記》載，嘉慶八年（1803年）二月，帝由圓明園還宮，入順貞門時，御廚陳德突出犯駕，被處凌遲，刑法是這樣的：“先立一木樁，將德縛于樁上，其南面又植二木樁，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德叩首。訖，先就刑，德瞑目不視。已，乃割德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廠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德遂瞑目不言，臠割至盡乃死。”

    所幸的是湯若望未能得到如此酷烈的“禮遇”,皇帝為他頒發(fā)一道特赦令：“湯若望效力多年，又復(fù)衰老，免死。”雖然下了特赦，但湯若望依舊幽囚在牢獄之中。

    精確的時憲歷自然也就應(yīng)運而終了。

    這時，北京城上空出現(xiàn)了彗星，并發(fā)生了大地震。余震不斷，城里又發(fā)生大火。迷信的中國官吏把這些現(xiàn)象視為上天對無辜傳教士判以極刑的報應(yīng)。因此，清政府釋放了傳教士，并把他們逐往廣東。

    湯若望依舊被囚。為此，皇太后十分震怒，她斥責(zé)大臣們不該如此對待先帝的寵臣……這樣，湯若望才步履蹣跚地邁步出監(jiān)。

    攝政王們與禮部并沒有停止對湯若望的迫害。他們?yōu)榱藞髲?fù)，下令封閉了湯若望的教會，踐踏圣壇，破壞圣像，暴徒們蠻橫地砸爛了崇禎帝賜的匾……北京住不下去了，湯若望只得和利類思、安文思兩位神甫一道，移居廣東。

    留在康熙帝身邊的南懷仁神甫決心伸張正義。當(dāng)康熙帝親政后，他就頻頻地向康熙帝顯示先進(jìn)科技的魔力。他知道，要給湯若望平反決非一件易事，光靠先進(jìn)的科技知識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須靠人事、靠政治。于是，他把楊光先說成是鰲拜的依附者，他誣告湯若望是受了鰲拜的指使云云。

    湯若望案平反了--可湯若望已經(jīng)死了。

    康熙帝下令為湯若望營造墳?zāi)埂Ｄ骨?，設(shè)置了只有顯貴才配有的石獸與翁仲。

    終湯若望一生，所著科技書籍有：

    《新法算書》總一百卷：《緣起》八卷，《大測》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測日略》二卷，《歷學(xué)小辨》一卷，《渾天緣說》五卷，《比例規(guī)解》一卷，《籌算》一卷，《遠(yuǎn)鏡說》一卷，《日歷指》一卷，《日表》二卷，《高赤正球》一卷，《月離歷指》四卷，《月離表》四卷，《五緯歷指》九卷，《五緯表》十卷，《恒星歷指》三卷，《恒星表》二卷，《恒星經(jīng)緯圖說》一卷，《恒星出沒表》二卷，《交食歷指》七卷，《古今交食考》一卷，《交食》九卷，《八線表》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測景全義》十卷，《新法歷引》一卷。入清后，又寫了《歷法西傳》一卷與《新法表異》二卷。

    我們不妨做這樣的假想，在上帝的宴會上，先到的布魯諾會這樣問湯若望：“哈啰，密司脫湯若望，祝賀你。你比我幸運，從火刑柱上解救了下來，又回到了鮮花盛開的人間。不過，你分析一下，是誰解救了你的呢？是政治的力量還是科技的力量？”

    湯若望當(dāng)作如何回答呢？

    明朝皇帝為何熱衷于“打屁股”?

    魯迅先生曾說：“身中間脖頸最細(xì)，古人則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則于此打之。”看來，古人尤其是古代皇帝對人體的生理結(jié)構(gòu)，拿捏得還是非常精準(zhǔn)的。砍頭，不過是一刀下去，血濺三丈，一命嗚呼。而打屁股，尤其是在朝堂之上，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當(dāng)場摁倒，脫下褲子，掄起板子，皮開肉綻，血肉橫飛，受刑者除了感受肉體痛苦，還要忍受精神羞辱，這份生不如死的折磨，恐怕要比砍頭還要難受得多。

    把大臣按在朝堂上公開打屁股，這種極其野蠻的所謂“廷杖”,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的漢明帝，隋唐皇帝也偶爾小試牛刀，但也只是做做樣子，直到金、元等野蠻的少數(shù)民族皇帝執(zhí)政時才開始流行開來。高呼“驅(qū)逐韃虜，恢復(fù)中華”口號的朱元璋，在接手華夏政權(quán)的同時，也把蒙古人偏愛的酷刑保留了下來。于是，朝堂之上公開打屁股，竟成為明朝皇帝教訓(xùn)大臣們的一道特色風(fēng)景。

    明朝的廷杖，始于朱元璋鞭死開國元勛永嘉侯朱祖亮。朱亮祖父子倚仗功勛，作威作福，“所為多不法”,罪不可恕，直接砍頭不就完了?？芍煸皡s下令將其一下一下的活活鞭死，之后還假惺惺地以“念其有功，將其保留全尸”自我標(biāo)榜。從此，明朝皇帝拉開了廷杖大臣的序幕。從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到亡國之君朱由檢止，明朝的每位皇帝執(zhí)政期間都無一例外的有過“廷杖”記錄。

    明代前期，皇帝對于被打屁股的大臣們，多少還存了點體面，允許他們穿著褲子，還要拿一塊氈子裹起來再打。被打者傷勢不太重，一般養(yǎng)上幾個月也就痊愈了。后來到了明武宗的時候，在太監(jiān)劉瑾的教唆下，就開始在打屁股的時候扒下他們的褲子，讓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光著屁股“通過皮肉觸及靈魂”.沒有了“厚綿底衣，重毰迭帊”的隔層保護(hù)，只有板子和身體惡狠狠的親密接觸，很多被打者吃不消，在朝堂之上就斷了氣。

    明朝場面最壯觀的兩次廷杖，一為正德十四年的“諫南游”事件，兩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一十五人；二為嘉靖四年的“爭大禮”事件，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而之后廷杖的起因更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大臣們彈劾奸臣當(dāng)?shù)酪⒄龋涎院髮m干政要廷杖，阻諫元夕觀燈要廷杖，就連勸諫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到了崇禎皇帝，廷杖的花樣更上層樓。某次，一個大臣拒不承認(rèn)錯誤，崇禎大怒，下令索性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nèi)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家伙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熱衷于打臣子的屁股。朱元璋出身貧農(nóng)，早年要過飯、放過牛、撞過鐘，受盡了欺辱和虐待，由此心靈也扭曲變態(tài)，總怕別人瞧不起他。當(dāng)上皇帝以后，為了證明自己是“皇帝”,為了讓那些權(quán)貴適時“體驗”民間疾苦，朱元璋早把“刑不上大夫”的觀念拋到九霄云外，對出身高貴的士大夫的惡意侮辱，往往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屁股）開始。朱元璋運用廷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威嚇鎮(zhèn)壓，折辱士氣，剝喪廉恥。”看到士大夫們在血肉淋漓之中，一個個俯首帖耳，如犬馬牛羊，他這才滿足。草莽皇帝式的報復(fù)狂、虐待狂，在朱元璋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和淋漓發(fā)揮。

    朱元璋的子孫皇帝們繼承了他的基因和衣缽，大都?xì)埲?、暴虐，沒有人性，視臣屬為糞土，這固然是明朝廷杖盛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硬著頭皮主動找打，這則是明朝廷杖蔚然成風(fēng)的另一重要原因。主動找打是傻子都不去愿意做的事情，但挨打之后能夠被人“頂禮膜拜”,能夠立即以“敢于廷爭面折”而聲名天下，能夠得到賢良的美名和熱烈的追捧，甚至只是屁股上挨幾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這種“屁股效應(yīng)”的巨大誘惑下，那些善于投機取巧、樂衷沽名釣譽的知識分子，也只好讓自己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張居正不用守父喪，留在京城繼續(xù)當(dāng)差，那是萬歷皇帝的意思，誰讓年幼的皇帝須臾離不開他呢。可有些御史偏偏要挺起脖子較真，結(jié)果遭到了皇帝的白眼?；实酆苌鷼?，后果很嚴(yán)重，于是板子又派上了用場。受廷杖的那些大臣，屁股上挨了板子，精神上卻得到了空前榮光，整個京城都在向他們致敬。因為他們堅持是綱常，是倫理，是道德，是禮教，是國之基石，是民之根本，好像只有他們才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才是封建禮法的堅強捍衛(wèi)者。當(dāng)時，吳中行、趙用賢等五人一起受杖，時稱“五賢”,而領(lǐng)袖人物吳、趙二人，竟成為舉世景仰的“一時之直”,成了當(dāng)時再紅不過的“政治明星”.于是，群起仿效，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觸犯天顏，冒險以求得一杖，想通過這種捷徑，這種屁股開花的特殊方式，達(dá)到“一鳴驚人”的無上境界。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那個打屁股成風(fēng)的年代里，其討揍之發(fā)賤，其挨打之竊喜，其冒死之投機，其求名之卑鄙，其心靈之扭曲，已很難以正常人視之了。而尤為反常的是，趙用賢竟然把這種靠屁股挨打來邀名節(jié)的游戲，不知廉恥的推向了極致。據(jù)史書記載，趙用賢“體素肥”,臀部脂肪豐富，雖被打得“肉潰落如掌”,但命還是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際，他居然讓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爛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來“臘而藏之”,并當(dāng)作一次榮譽，一份榮耀，一種資本，一座豐碑，永久保存了下來。每次讀《明史》至此，想到他這塊風(fēng)干人肉，免不了就要惡心一番。中國文人之丑陋，之下賤，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還如數(shù)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讓人作嘔，最下三爛的事情了。這，也能怪皇帝對他下狠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