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5月23日，長江江畔的湖北宜昌，碼頭飛幡飄揚，在與日寇戰(zhàn)斗中殉國的張自忠將軍的遺體經(jīng)由這里運往重慶安葬。宜昌城中萬人空巷，百姓紛紛前來送葬，其間敵機(jī)三次飛臨宜昌上空盤旋尋釁，但祭奠的百姓無一人退祭。
張自忠是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國捐軀的最高將領(lǐng)，如今，時光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jì)，百姓傾城為他送葬時那凝重與肅穆的場面依然被歷史銘記。對張自忠將軍來說，天津這座城市雖然不是他的故鄉(xiāng)，卻是他最早接受革命思想啟蒙、投身革命運動的地方?？谷諔?zhàn)爭爆發(fā)前，他在這里做過一年多市長，如今，他的長孫張慶宜依舊生活在這座城市。在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之際，記者專訪了84歲的張慶宜，聽他講述他和張自忠將軍相處的短暫歲月。
從士兵到將軍，張自忠是吃苦在先的將領(lǐng)，他和士兵一樣的吃喝穿戴，他的勤儉自律在國民黨部隊中十分罕見。張慶宜說，面對國家危亡，祖父最渴望的便是去前線抗戰(zhàn)。
雖然已是耄耋之年，但張慶宜的記憶力依舊很好，平日他能熟練地使用電腦查閱關(guān)于張自忠將軍抗戰(zhàn)的資料。張慶宜回憶，一生戎馬的祖父大多時間都非常簡樸。1914年，受革命思想鼓舞，張自忠投奔到北洋政府陸軍第20師39旅任團(tuán)長的車震部，“祖父最初只是一個二等兵，那時當(dāng)兵非?？?，同去的6個人中有5個人都吃不了這么大的苦離開了，就祖父一人留了下來。”
從士兵到將軍，張自忠是一個吃苦在先的將領(lǐng)，他和士兵們一樣的吃喝穿戴，他的勤儉自律在國民黨部隊中十分罕見。上世紀(jì)80年代，張慶宜去了祖父最后戰(zhàn)斗過的名叫赤土坡的地方，“那個村子很窮，都是土坯房，舊時村子里沒有地主，祖父就居住在一處富農(nóng)家里，屋里黑得不得了。”他回憶道。
曾經(jīng)的抗戰(zhàn)歲月里，學(xué)者梁實秋印證了張慶宜的記憶。1940年，梁實秋隨華北視察慰勞團(tuán)先后訪問了七個集團(tuán)軍司令部，所到之處皆是大吃大喝的現(xiàn)象。視察接近尾聲時，他來到“四壁蕭然，簡單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張自忠將軍司令部，抗戰(zhàn)名將張自忠將軍以“四碗菜，一只火鍋”招待慰勞團(tuán)，“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為主，一只火鍋是以豆腐青菜為主”,對此，梁先生評論：“高級將領(lǐng)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將軍者，實不多見。”
當(dāng)時的張自忠雖然作戰(zhàn)艱苦，在1940年4月1日的一封家信中他這樣寫道：“近來雖困苦點，但精神上我卻十二分快慰。”張慶宜說，面對國家危亡，祖父實際上最渴望的便是去前線抗戰(zhàn)。
張慶宜保留了一份民國年間一位名為劍心的記者對張自忠的采訪稿件，在其中張自忠講道：“敵人的武器雖然精銳，可是我們的部隊，在國仇家仇之下，都咬著牙齒和他們死拼，在偉大的堅強(qiáng)的民族意識和熱情沸漲高燃著抗日怒焰之下，他們的武力也和我們平衡了。”對此，張慶宜解釋，在那個年代，祖父張自忠認(rèn)為中國軍隊在沒有飛機(jī)大炮、只有步槍手雷的條件下，如要打敗侵略者，只有堅定一戰(zhàn)到死的決心。他在犧牲前，給部下騎九師師長張順德留下一份蒼涼悲壯的手諭：“襄江屏障，鄂西河防，有誤則荊沙不保，川漢勢危，影響整個戰(zhàn)局莫此為甚。我雖居劣勢，然拼得一分則敵減少一分……犧牲代價正自不少，盡我使命，保我光榮戰(zhàn)績，大義所在，不計成敗利頓，于勢然矣。”
“想要勝利，士兵就要不怕死；士兵若要不怕死，那么他們的班長、排長、連長就要先不怕死，沖在最前頭；團(tuán)長、旅長、師長若要不怕死，總司令就要以身作則，在指揮得當(dāng)?shù)那疤嵯拢荒茇澤滤?。如果長官不帶頭，怎么讓下面的官兵去做？在當(dāng)年那種條件下，為了保衛(wèi)國家、保衛(wèi)中華民族，只有這一個辦法。”張慶宜說，75年過去了，人們緬懷張自忠，正是因為他是那個時代千萬中華民族英烈的代表，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幟。
祖父對家人要求極為嚴(yán)格，他的東西不許家里人動。張慶宜說，祖父有一輛號牌為天津市001號的汽車供上下班使用，警察看見都要敬禮，可平時家人出門他只讓坐自己買的一輛舊車。此外，祖父對家中的傭人很寬厚。
張慶宜回憶，祖父犧牲時他年僅十歲，腦海中對祖父張自忠的印象，就像一張張幻燈片，并不連貫地顯現(xiàn)出來。“印象里他總是很嚴(yán)肅，但大人們說他很疼我們，小時候他回到家會用胡子扎我們，我們都很怕他的胡子。”張慶宜說。
1936年，張自忠就任天津市長后，全家人都跟隨他到了天津。“祖父生活簡樸，但在天津，作為市長，他不可能太寒酸。”張慶宜說，“當(dāng)時，天津有一位資本家蓋好了一所房子，祖父要來當(dāng)市長，天津商會說要把那所房子送給他，祖父拒絕了。他請示宋先生（宋哲元），宋先生拿出2萬6千大洋將房子和旁邊的小跨院買了下來。”張慶宜口中的房子便是如今位于成都道60號的張自忠將軍舊居。
在張慶宜的印象里，祖父對家人要求極為嚴(yán)格，他的東西不許家里人動。張慶宜說，祖父有一輛號牌為天津市001號的汽車供上下班使用，在當(dāng)時那是輛好車，警察看見都要敬禮，可是平時家人出門他只讓坐自己買的一輛舊車。此外，張自忠不允許家里人打罵下人。“他不允許傭人喊老爺、少爺、小姐這樣的稱呼，他們喊我父親二先生，對于我們這些孩子，就直呼我們的名字。”
祖父對家中的傭人很寬厚，張慶宜還記得，有一年山西鬧大水，兩個十幾歲的女孩成了孤兒，祖父就收留了她們，她們平日就幫著家里干活。后來，兩個女孩一個嫁給了祖父的衛(wèi)兵，另一個嫁給了一個團(tuán)長，出嫁前，祖父還給她們買了嫁妝。張慶宜回憶說，她們在家里生活的時候，祖父每次回家避開家人時都會問她們：“吃得飽嗎？挨打了沒有？”
“‘男的不做吃飽蹲，女的不做衣裳架子。’這是祖父生前對孩子們的要求，他希望孩子們有多大能力就干多少事。”張慶宜說。
張慶宜說，曾經(jīng)有一次接受采訪，一位記者問他：“你是什么時候知道祖父殉國的消息的？”聽到這個問題，張慶宜一愣。因為1940年祖父犧牲時，年幼的他并不知情。
當(dāng)年張慶宜全家人并沒有去重慶，而是留在上海租界地，因為那時他的祖母發(fā)現(xiàn)得了子宮癌。“當(dāng)時能治療子宮癌的地方，整個東亞地區(qū)只有上海雷錠醫(yī)院可以做放射治療。”張慶宜說。雖然那時日本人不會進(jìn)入租界地，但當(dāng)時已占領(lǐng)了上海，氣焰非常猖獗，因此，雖然家中的大人們知道了張自忠去世的消息，卻為了安全考慮，并沒有告訴孩子們。“知道祖父犧牲，已經(jīng)是全家離開上海去西安的時候了，那時我十一二歲。”張慶宜回憶。
在一些關(guān)于張自忠將軍生平的資料中，有這樣的記載：“張自忠將軍的遺體運到重慶后，國民政府國葬張自忠于北碚梅花山。”張慶宜說，事實并非如此，“據(jù)我所知，1940年在梅花山是權(quán)厝，并非下葬。”他解釋說，所謂權(quán)厝，是將棺槨放在地面上，在棺槨上蓋上土。在那時，這是保護(hù)遺體的最好方法了。張自忠將軍國葬令的發(fā)布是在1947年，當(dāng)時國民政府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作出決定，軍人中決議給予其一人國葬待遇。不久，蔣介石忙于內(nèi)戰(zhàn)，并未完成對張自忠的國葬。新中國成立后，上世紀(jì)60年代，人民政府將張自忠將軍的遺體就地深葬于梅花山。
張慶宜雖然沒有看到祖父的遺體被運到重慶北碚，但12歲后，作為長孫，住在成都的他每年都會去往北碚祭奠祖父，“那時從成都到北碚，坐汽車需要兩天。新中國成立后，我也去過那里，現(xiàn)在他的墓修得非常好。”張慶宜說。祖父張自忠身后留給家人的財產(chǎn)除了北京、天津各一處房產(chǎn)，以及以張慶宜名字買下的天津黃家花園九龍里的一處房子外，并沒有多余的財物。后來，張家為了供家中幾個孩子上學(xué)，不得不將黃家花園的房子出售。“‘男的不做吃飽蹲，女的不做衣裳架子。’這是祖父生前對孩子們的要求，他希望孩子們有多大能力就干多少事。”張慶宜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