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人民的好干部”“縣委書記的好榜樣”耀眼的光環(huán)，焦裕祿和普通男人一樣，上要贍養(yǎng)老人，下要哺育幼兒，承擔著家庭的責任。回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焦裕祿生活著的時代，工資收入幾乎是每個家庭全部的收入來源，想知道縣委書記焦裕祿的收入有多少，焦家的經濟條件又如何，看看焦裕祿的工資單，可能就會真相大白。

　　1952年，國家進行工資制度改革，全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自上而下分為29級，工資隨級別而定，當時作為縣委書記的焦裕祿被定為14級干部。“我記得，當時我是21級干部，一個月工資是51.5元，焦書記因為級別比較高，一個月工資有130多塊錢。”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干事的劉俊生說。

　　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時的工友張興霖回憶，當時每個月他的工資只有50多塊錢，但是由于當時物價低，所以他們的生活還是相對富足。“我當時已經是高等工了，工資也不到60塊，很多工人當時只有40多塊錢。”張興霖說，“那時候工資低，物價也低啊，我記得一斤豬肉好像才幾毛錢，早上在外頭個吃早飯，吃油條、喝粥也就幾分錢。”

　　很明顯，當年與大部分普通工人相比，作為領導干部的焦裕祿已經算得上是“高收入”了，但是在那個物資稀缺年代，憑票購物的“票證經濟”中卻存在“有錢吃不飽飯”的尷尬情況，焦家就是其中之一。

　　“計劃經濟時代要憑票購物，糧票是按照職務、工種配給的，當時工人分糧多，干部糧食少。我記得我一個月有59斤糧食，焦主任是干部，一個月只有22斤糧。”張泉生回憶說。張泉生1958年到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后，與焦家是鄰居，當時的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械廠一金工車間任主任。“吃不飽啊，焦主任家當時人口多，2個大人，2個老人，還有孩子，就那么點糧食怎么吃得飽??！”張泉生說，“我家沒有孩子，就兩口人，口糧還多，有時候想幫幫他們給他們點糧票，但焦主任從來沒要過。”

　　“有錢買不到”的現(xiàn)實無奈中，焦家人日子過得清苦也就罷了，但“高工資、低消費，有錢沒地兒花”的情況下，焦家卻沒有存到任何積蓄。焦裕祿去世的時候，除了腕上常年帶著的那塊手表以外，沒能給家人留下什么物質遺產。這不得不讓人猜疑，焦裕祿的“高工資”都花哪去了？

　　焦裕祿曾連續(xù)3個月住在蘭考縣葡萄架村大隊調查情況，葡萄架村大隊會計孫世忠回憶，3個月里焦裕祿每天都會交一斤二兩的糧票和四毛錢作為伙食費，“趕上老百姓家里有啥就吃啥，好的時候能吃到饃，有時候就吃蘿卜纓子、木薯干什么的。”劉俊生說：“焦書記每次下鄉(xiāng)不但交的伙食費只多不少，有的時候碰到農民家里條件差的還會給錢資助。”

　　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人吳永富第5個孩子出生時家里經濟困難，焦裕祿送去了10元錢；工人劉輔臣妻子生了小孩，想喝點小米稀飯，焦裕祿把家中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大方慷慨的人，在回老家時居然因為經濟拮據，沒能按照家鄉(xiāng)的風俗給初次見面的侄媳婦包個紅包。

　　錢都花哪去了？清清楚楚的工資單背后卻是一堆理不清的“糊涂賬”.然而，正是這筆連焦家人，甚至焦裕祿自己都算不清楚的“奇怪”賬單，老百姓卻能給你講個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