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他身上發(fā)現(xiàn)的是隨時發(fā)揮和運用想象的需要。”作家卡洛斯·蒙西瓦伊斯評價。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弟弟哈伊梅·加西亞·馬爾克斯則認為：“那種自律是他得以走到現(xiàn)在的條件。他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寫作，但他每天也有社會生活。同時他每天也都在度假，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另外休假。”
“曾經(jīng)，寫《惡時辰》的時候，加比托和我都睡得很晚，我們熬夜。他讀給我聽。起床后他說：你知道嗎，利希亞，我把它撕碎了，我不喜歡它。”妹妹利希亞·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
“他同時在新聞和文學領域得到鍛煉。那個時候有許多政治事件，古巴革命，阿連德的倒臺……他說：作家唯一的革命責任就是寫出好作品，而不是假裝知識分子，不是作革命演講，寫出好作品，這才是作家的革命責任。新聞業(yè)也一樣。報紙必須表現(xiàn)好。”記者恩里克·桑托斯這樣回憶。
而關于文學與新聞之于馬爾克斯的關系，哈伊梅·阿貝約·班菲，新伊比利亞美洲新聞基金會行政官員這樣評價：“記者的技巧是他的文學的一種秘密武器。我說秘密，并不是說他隱藏這點，不是，相反，他毫不遮掩地承認他對于新聞工作的熱情。他會做些研究為他的小說做準備，這種方法具有一種令人驚訝的新聞記者式的嚴謹。”
馬爾克斯與電影：書比電影好……
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電影有著特別的興趣，電影制作人里桑德羅·杜凱說：“我認為他是一個對電影懷有極大敬意的人。我認為他的藝術家夢想一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當電影制作人，很大程度上。有人曾經(jīng)問過他為什么沒去做電影。他說：你瞧，原因是這樣的……我可以花兩三年做一部電影，兩三年后，我們看了電影，說‘不是這樣，不過現(xiàn)在我知道是哪樣了。’我這么做文學。但不能這么做電影。”
吉列爾莫·安古羅，電影制作人說：“我想跟你講些發(fā)生在學校的很有趣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教剪輯的老師，美國佬叫編輯，是位女士，羅薩多博士，她對我說，他是她的學生中剪輯學得最好的，這很合理。因為剪輯也應用在文學中，而加比托是剪輯大師。”
但電影制作人哈伊梅·溫貝爾托·埃莫西約說：“我不認為是電影教給了他講故事的能力。因為，通常電影必須在一個半小時內演完，不容浪費。讀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書，你感覺……”
馬爾克斯自己回憶：“在墨西哥，人們要求我為他們提供題材，于是我開始為他們提供題材。我記在筆記本上的，寫在紙上的，保存在文件夾里的，都被他們拒絕了。一個連著一個。完全不行。它們不夠好。直到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一個制作人跟我說：‘我將向你坦白一些其他人沒有跟你說過的話。你的問題是不能打動人。’我對電影非常失望，于是決定把所有那些被拒的故事組織起來，然后我寫了《百年孤獨》。”
與古巴總統(tǒng)卡斯特羅交談，加西亞·馬爾克斯坦言他對電影的態(tài)度：“書更大眾。即使作為生意，書也比電影好。”
“我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電影非常癡迷。但我認為，電影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劇本并不癡迷。”作家卡洛斯·蒙西瓦伊斯總結說。
獲獎以后，學會管理自己的羞澀
哥倫比亞興奮地歡慶加比托獲得諾貝爾獎，就如同國家足球隊贏得世界杯、外債償清、非法武裝組織放下武器，所有的這些事都同時發(fā)生了。還包括：“在巴黎，我碰到過奧瑪·沙里夫，他正沿著香榭麗舍大街漫步。沒有人扭頭看他。人們對碰到名人已經(jīng)習以為常了。但在巴黎奧利機場，加比托受歡迎的程度導致了混亂。”記者毛里西奧·巴爾加斯這樣描述。
但是，正如加比托自己所言，盛名并沒有讓他寫作的痛苦變得弱一些。事實是，在白紙面前，所有的作家都是平等的。記者毛里西奧·巴爾加斯說：“你會發(fā)現(xiàn)他在演講的每一個細節(jié)問題上都極度焦慮。包括對于法語和英語譯本的每一個細節(jié)。事實上，我們有好幾個人。我會說法語，我?guī)退麢z查演講的法語譯本。”
專欄作家蒂塔·西佩達回憶：在卡塔赫納，他看到了書的英譯本，對我說：“問題是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討論角色、討論書里的故事，而我不懂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喜歡這本書？”然后我就結結巴巴地跟他說，有一些普遍性和幽默。而他并沒有聽我的說辭。我意識到他依然為《百年孤獨》的現(xiàn)象感到震驚。
“我認為在內心深處他并沒有為那驟然出現(xiàn)的盛名感到吃驚。因為他知道他在他的書里放入了那么堅實而又永恒的關于人類的真相。人們喜歡這本書，很好。那么繼續(xù)吧……”作家阿爾瓦羅·穆蒂斯如此認為。
“盛名對他來說是一個要應付的很復雜問題。特別是在一開始。隨著時間流逝，諾獎作家漸漸地不再那么羞澀了。他學會了管理自己的羞澀。”哈伊梅·加西亞·馬爾克斯評價他的哥哥說。
?。▽ｎ}素材由新經(jīng)典獨家提供，內容取自哥倫比亞國家電視頻道與哥倫比亞文化部共同出品的《尋找加比托》紀錄片，出品年代未知。專題文字由本版編輯整理，敘述與片中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