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清末民初先后留學德國和法國，目睹西方國家大學男女并收同校共學，感慨良多又向往不已。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初到校履職后，他就大刀闊斧改造這座舊式學堂，各項舉措相繼出臺，使之朝著研究高深學問、培養(yǎng)學問家人格的新型大學邁進。1920年又一鳴驚人：開放大學女禁！

　　蔡元培開大學女禁的過程，頗為艱難曲折。

　　當時，男尊女卑的陋俗依然根深蒂固，不論官場還是民間，仍將“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親”等奉為金科玉律。

　　有鑒于此，蔡元培先造輿論。他在北京青年會作了《貧民院與貧兒教育關系》的講演，主張仿效歐美男女同校共讀：“外國的小學與大學，沒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國的中學也是大多數(shù)男女同校。我們現(xiàn)在國民小學外，還沒有這種組織……我們還能嚴守從前男女的界限，逆這世界大潮流么？”這篇講話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受到眾多年輕知識女性的歡迎。

　　“慕男女平等之義”的甘肅女子師范學校學生鄧春蘭，閱讀蔡元培的講話后，深受鼓舞，于當年5月中旬寫了《春蘭上蔡校長書》：“今閱貴校日刊，知先生在貧兒院演說，主張男女平等。我輩欲要求于國立大學增女生席，不于此時更待何時？春蘭愿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如蒙允準，即負笈來京，聯(lián)絡同志，正式呈請。”

　　其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fā)，蔡元培因抗議當局殘酷鎮(zhèn)壓學生，已于5月9日憤而辭職，去了老家紹興，所以未能見到鄧春蘭的信，此事也就暫無結果。6月間，鄧春蘭又發(fā)出了《請報界諸先生轉全國女子中學畢業(yè)暨高等小學畢業(yè)諸位同志書》，呼吁知識女生自身奮斗，爭取進入大學。北京《晨報》、上?！睹駠請蟆钒l(fā)表了鄧春蘭的兩封信，引起各方關注，眾多有識之士表示同情與支持。

　　由于各方極力挽請，蔡元培于9月12日返回北大復職，看到了鄧春蘭的來函，還接到了“新青年一分子”謝楚楨的信，信中代表全國女界請求北大開放女禁。他遂于12月13日復函，表示完全贊同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

　　開大學女禁，既有社會守舊勢力的阻撓，又有北京政府的壓力。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就曾行文北京大學，內有語云：“國立大學為社會視聽所系，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以免發(fā)生弊端。”

　　蔡元培以其勇氣與睿智，有理有節(jié)擺脫教育部的羈絆。他與《中國新報》訪員的談話說：“大學之開女禁問題，則予以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規(guī)程，對于大學學生，本無限于男女之規(guī)定，如選舉法中之選舉權者。且稽諸歐美各國，無不男女并收，故予以為無開女禁與否之問題。即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適之女學生，盡可報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

　　有教師擔心政府興師問罪，建議蔡校長先請教育部核準。他理直氣壯道：“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guī)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xiàn)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

　　對此顧頡剛的《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也有敘述：當時有女生要求進入北大讀書，這使得校中辦事人為難了，究竟答應不答應呢？蔡先生說，章程上并沒有說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話，我們把她們收進來就是了。

　　江蘇無錫女青年王蘭成近水樓臺先得月，她托在北大就讀的弟弟王昆侖，要求入校讀書，蔡元培欣然準允，因為已過了招生時間，所以先在一年級旁聽，時間是1920年2月中旬。王昆侖的《蔡元培先生二三事》寫道：那時，我姐姐正因病失學在家，她很想進北大求學。我就去問蔡校長。蔡校長問我：“她敢來嗎？”我說：“她敢。”蔡校長說：“可以讓她來試試。”這樣，她就成了北京大學第一個女生，這就開了男女同校的新風尚。

　　消息傳出，又有江蘇的奚湞、查曉園兩名女生進入北京大學成為旁聽生。至3月中又增加了6位女生：甘肅的鄧春蘭，貴州的楊壽璧，四川的趙懋蕓、趙懋華，天津的韓恂華，安徽的程勤若。

　　秋季招考時，蔡元培決定正式招收女生，以上9名女生都被錄取，對此，他的《我在北京大學》中有記：“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指民國九年，即1920年）有幾名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北京大學日刊》特辟“本校女生”一欄，介紹了招收的9位女生。因屬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舉，所以連北大的師生也感到新奇。據顧頡剛《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說：有一天我去取北大《日刊》，哪知早已被同學們一搶而光，原來這天報上登著這些女同學的姓名，大家要先睹為快呢！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首開女禁，上海、南京、廣州、天津等地競相仿效，女生絡繹進入各地大學，終于蔚成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