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荒與經(jīng)濟蕭條，是有人類以來揮之不去的噩夢。范仲淹主政浙西時，就發(fā)生了波及整個江浙一帶的嚴重災荒。范仲淹是如何應對的呢？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此有完整記錄：

　　"皇佑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fā)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

　　"監(jiān)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jié)，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以發(fā)有余之財，以惠貧者。貿(mào)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shù)萬人?；恼藶榇?。

　　"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fā)司農(nóng)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澤也。"

　　意譯一下：公元1050年，吳中發(fā)生大饑荒，餓死的人滿地都是。此時，范仲淹在浙江當"人民公仆".他的應對之策是，開官倉放糧，募集民間財物，假富濟貧。這沒什么稀罕的，但范仲淹的奇招是，組織龍舟比賽，且率領下屬，日日宴飲于西湖之上。自春到夏，終日不絕。又召集寺廟主持，和他們說：饑荒之時，工錢便宜，趕快大興土木，修寺廟啊。再修建糧倉和官吏住宅，每天用工上千人。有個官員看范仲淹如此作為，就參了他一本。為此，范仲淹親自寫了一個條陳，為自己辯解說：所以宴飲和大興土木，都是用富人、富余的錢，去做應該做的事兒，因此，帶動商業(yè)、飲食、務工和制造之興起，每天因此而糊口的，不下萬人。救災和振興經(jīng)濟，沒有比這更有效的。

　　實際情況如何呢？那一年，兩浙災荒重災區(qū)，只有杭州社會安定，沒有流民，這都是托范仲淹主政之惠。此后，凡是發(fā)生饑荒，各地發(fā)官倉之糧，召集民工興修公共設施，遂成為慣例。這種做法，既可以救恤災民，又可以成就公共事業(yè)，這都是范仲淹的美澤啊。

　　不過，也不要高興得過早。我的看法是，雖然范文正公很好地解決了兩浙之饑荒，享譽當時，流芳于今，可終究是經(jīng)驗之談，經(jīng)濟學在中國從來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更沒有成為科學。這不是范仲淹之過，而是中國學術之傷。中國學術從來都是大雜燴--沒有學科分類，也沒有概念之提煉與抽象，更沒有嚴謹?shù)倪壿嬇c方法。

　　同樣或類似的事情，西方人遇上了，會發(fā)生什么呢？1929~1933年漫卷西方世界的經(jīng)濟危機，凱恩斯趕上了。1933年，凱恩斯出版了經(jīng)濟學巨著《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此書既奠定了宏觀經(jīng)濟學的基礎，又確立了凱恩斯的大師地位。凱恩斯的基本論點是：市場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在追逐利益的引擎驅動下，工廠大量生產(chǎn)，使得供給遠大于需求，產(chǎn)品過剩，競爭加劇，價格下跌，而勞工就業(yè)不足。勞工收入下降，購買力降低，從而進一步拉低價格，經(jīng)濟蕭條因而由淺入深陷入絕境。

　　應對之策是：刺激需求。如果是封閉經(jīng)濟體，則有兩種需求，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如果是開放經(jīng)濟，還有一個出口需求。比起后來的明清兩代，北宋要開放得多，但因時代所限，肯定是一個封閉的經(jīng)濟體系。范仲淹能用的招數(shù)，也就只有投資與消費兩種選擇。范文正公的投資，主要是兩項：一是寺廟；二是官衙和糧倉。消費也有兩手：一是賽龍舟；二是大吃大喝。

　　范仲淹與凱恩斯，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大致相同的經(jīng)濟蕭條面前--只能是大致，不可能是相同--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應對之策，也取得了大體類似的結果。

　　帝制、北宋、范仲淹；資本主義、英國、凱恩斯，時空相隔，世事懸殊，卻上演著驚人相似的一幕。這其中，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隱含著某種必然？究竟，中國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風景，還是人類世界風景的一部分？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