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92年（主要是上半年）的俄羅斯外交作一番回顧后，可以看出，正是這個時期推行的“一邊倒”政策造成了俄羅斯外交的失衡。在這樣一個大的前提下，出現(xiàn)諸如科濟列夫關于俄羅斯“鄰國”的令人費解的講話，就不足為怪了。

三

1992年上半年，盡管出現(xiàn)了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對中俄關系的發(fā)展有一定的干擾，但并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這里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面對俄羅斯獨立以后出現(xiàn)的一系列新的情況，包括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內政外交的變化，中國一直采取尊重別國人民的選擇，不干涉別國內政的立場。不管俄羅斯內部發(fā)生什么變化，中國都堅持同俄羅斯發(fā)展睦鄰友好關系。與此同時，在處理兩國關系時，堅持“非意識形態(tài)化”，不搞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10月，錢其琛在會見俄羅斯副外長庫納澤時強調：“中俄雙方應當共同努力繼承中蘇關系正?；院蟮姆e極成果，也就是說繼承中蘇關系的積極因素。中俄關系從一開始就應當建立在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并繼續(xù)前進，避免過去一些因素起不好的作用。可以相信，中俄關系比過去的中蘇關系會更健康、更正常。”24顯然，錢外長在這里所說的起過不好作用的“因素”，應當包括造成中蘇關系破裂原因之一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既然不搞爭論，那么，如果兩國之間出現(xiàn)了問題或者分歧，應當怎么解決呢？12月16日，葉利欽訪華前夕，楊尚昆主席在接受俄羅斯記者采訪時，曾就這個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他說，“國與國之間在某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世界上很難找到兩個觀點完全相同、沒有分歧的國家。有分歧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換意見，進行磋商，一時解決不了的，各自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這不應當妨礙兩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fā)展關系。中俄兩國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點遠遠超過分歧，這是事實，也是雙方的共識。”楊尚昆指出：“中俄兩國關系邁向新臺階的特點是，兩國關系既不是對抗的，也不是結盟的，而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系。這是一種新型關系，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時代的潮流。”25今天，當我們回顧中俄關系發(fā)展的歷程時，重溫我國領導人當年的講話，可以更加深刻地領悟這些講話體現(xiàn)出來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

其次，從1992年五、六月份開始，俄羅斯外交出現(xiàn)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并朝著有利于中俄關系的方向發(fā)展。５月，俄羅斯提出“雙頭鷹”政策，即俄的外交政策既要面向西方，又要顧及東方。267月，葉利欽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東西方都應該是俄羅斯外交的重點，俄羅斯外交需要從“倒向西方”轉而“堅定不移地走向東方。”俄羅斯將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建立更加密切的關系”27不久，科濟列夫在俄遠東地區(qū)講話時，也表示俄羅斯將在遠東地區(qū)發(fā)展同中國、日本、南朝鮮、東盟國家、美國和加拿大的多方位對外聯(lián)系。在這里，他一改4月份的那一次講話，把中國排在了俄羅斯一系列鄰國的第一位。他強調俄羅斯將同時面向東方和西方，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既不是親西方的，也不是親東方的，而是平衡的。在談到北方四島問題時，他也一改上半年訪日借債時的謙恭，強硬地說，俄羅斯不會拿領土作交易。領土問題不能靠一國向另一國轉讓領土來解決，而應通過雙方承認邊界來解決。28如此明確地表示俄羅斯外交的重點要從倒向西方轉而走向東方，這在俄羅斯領導人對其外交政策的闡述中還是第一次。

俄羅斯外交之所以在1992年下半年會出現(xiàn)變化，有兩點原因。其一，國內輿論的壓力。早在3月，也就是“一邊倒”政策出臺不久，葉利欽的政治顧問謝爾蓋·斯坦科維奇就提醒領導人重新考慮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優(yōu)先考慮同東方和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他認為，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需要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東西方之間搞平衡。29科濟列夫的顧問西多羅娃在與俄通社記者談話時也發(fā)表了與她的上司并不一致的觀點，指出：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應當審慎、平衡和實用。同鄰國的關系應當建立在“考慮彼此利益的非意識形態(tài)化基礎上”。俄羅斯科學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前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西塔良認為，俄羅斯在發(fā)展同西方合作的同時，也應該對亞洲方面（包括印度和中國）以及近東各國給予大力關注。308月，俄羅斯總統(tǒng)的外交顧問安·米格拉尼揚更是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全面批評，認為“科濟列夫和俄羅斯其他領導人實際上把一種意識形態(tài)方針，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方針，用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方針（根據(jù)這條方針，在取締蘇共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后在美國、西方和俄羅斯之間存在著目標和價值和完全一致）予以替換了。”“科濟列夫于1992——1993年期間把整個外交政策都變成了國內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31

這些精通外交的有識之士們的批評，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從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制訂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這無疑擊中了“一邊倒”外交的要害。正如米格拉尼揚所說：“俄羅斯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會總是和西方的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利益相一致。”32

其二，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以及對俄羅斯的歧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曾經對俄羅斯作過諸多許諾，但大都沒有兌現(xiàn)。例如，1992年，西方許諾對俄羅斯提供的財政援助為240億美元，而實際到位的只有150億。初看起來數(shù)目尚可，但稍加分析便可發(fā)現(xiàn)其中的奧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億美元，世界銀行0，由西方政府提供擔保的出口信貸125億美元，西方政府的援助款15億美元。33也就是說，在這150億援助款中，幾乎沒有俄羅斯所需要的不附加條件的貸款。占主要部分的，是西方公司提供的125億美元的出口信貸，以幫助俄羅斯購買西方公司想要賣掉的貨物（西方政府只提供支付擔保）。信誓旦旦要給俄羅斯援助的西方政府，實際上只掏了15億美元。34顯然，對于俄羅斯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而言，這點錢無異于杯水車薪。不僅如此，西方還繼續(xù)采取對俄歧視和限制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政策。政治上，西方也在不斷地對俄羅斯耍手腕。美國國務卿貝克在俄美首腦華盛頓會晤后曾公開表示：“美國與俄羅斯能走向建立持久友誼、伙伴關系甚至聯(lián)盟。”35但實際上，西方國家對于從龐大的蘇聯(lián)脫離出來的俄羅斯抱著一種鄙視的態(tài)度，把它降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布熱津斯基在談到俄羅斯時，就以譏笑的口吻說它“現(xiàn)在成了一個麻煩甚多的民族國家，在地理上沒有便捷的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的通道，在東、西、南三面都面臨著會與鄰國爆發(fā)削弱自己的沖突的潛在的危險。似乎只有北部無人居住和難以通行的、幾乎永久冰凍的地區(qū)，才是它地緣政治的安全地區(qū)。”36他還坦率地說：“莫斯科仍同華盛頓分享超級大國地位的說法只是一種幻想，美國不會同俄羅斯分享全球的權力。”37

面臨國內外的壓力，葉利欽不得不重新考慮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盡管他的頭腦中有強烈的“親西方”思想，盡管他想盡快融入西方社會，成為西方大家庭的一員，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世界上幅員最廣大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他必須從國家的現(xiàn)實利益出發(fā)來考慮問題。如果在國家利益上出現(xiàn)閃失，后果不堪設想，他本人也將身敗名裂。1992年上半年，“一邊倒”政策給俄羅斯國家利益帶來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它不僅降低了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同時，也損害了葉利欽個人在俄羅斯國內的聲譽。以向西方借債為例。葉利欽始終堅持西方援助對俄羅斯改革至關重要的觀點。面對實行“休克療法”所帶來的嚴重后果，葉利欽也慌了神，他說：我們的心情充滿憂慮，“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許諾，告訴人們不久就會得到‘七國集團’的大宗財政援助”。38這使他遭到兩種批評。“首先，人們指責他通過把俄羅斯變?yōu)橐粋€乞討者并允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西方組織對俄指手劃腳，使俄羅斯蒙受恥辱。其次，當西方的公報中提到的巨額資金沒有到位時，他也受到批評。”39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