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帝制的歷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評價最高的一朝。按我們現(xiàn)在許多著述的描繪，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直到順、康、雍、乾、嘉，甚至連同多爾袞與孝莊文皇后這對攝政夫婦，人人奮發(fā)有為，個個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開歷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國侵略所造成。推翻這樣一個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無變化，只是“清政府”變成了“偽政權”，那么這樣的舉動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過去與現(xiàn)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敗了”之說。過去主要是說“資產階級軟弱”，沒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F(xiàn)在不少朋友強調憲政民主，又以憲政的失敗等于辛亥革命失敗。最近袁偉時先生就認為，畢竟有點憲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馮玉祥武力逼辭，標志著辛亥革命的“失敗”。這個說法與過去國共兩黨都把當時馮玉祥所屬的陣營當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則是“反革命”的傳統(tǒng)觀點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見解?？墒沁@種說法正如我上面所說，還是把革命成敗與革命理想是否實現(xiàn)混為一談了，在這點上袁先生的邏輯與傳統(tǒng)說法其實差不多。

至于沒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實上除了孫中山有平均地權一說（其含義與今天所說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當時參加辛亥革命的絕大多數(shù)人，包括武昌起義、保路運動的發(fā)動者和“獨立”各省及南方臨時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沒有這種主張，就是孫中山自己，辛亥回國后好久一段時間也沒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敗”了，而是根本就沒想搞（后來國共兩黨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種荒謬邏輯，辛亥革命就不是失敗了，而是一開始就不應該搞。

總之，辛亥革命與太平天國同樣“失敗了”的說法講不通。如果民國一無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沒做成的好事”，而應該是“做成了的壞事”，它也就根本不該肯定。當年滿清遺老們就是這么認為的。而今天如蕭功秦等先生也有類似的評價。蕭先生對革命黨尤其是孫中山的評價與袁偉時先生類似，可以說是非常負面，但邏輯上比袁先生徹底，他說辛亥革命是中國“災難時代的開端”。這就不是說革命“失敗了”，而是說革命根本就是壞事。這種說法根本就講不通。

民國歷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個民國時期，確實給人以兵荒馬亂、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實上，從清帝遜位到“二次革命”、護法戰(zhàn)爭爆發(fā)，辛亥革命“勝利”的喜悅幾乎倏爾而逝，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戰(zhàn)爭、革命、抗戰(zhàn)、內戰(zhàn)。整個民國時期，嚴格地說沒有真正的和平歲月，所謂的“黃金十年”，也不過是戰(zhàn)亂相對較少而已。而這十年之后就出現(xiàn)了毀滅性的連續(xù)12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

亂世之國，對外競爭的實力也弱，于是這段時間外患也非常嚴重，其頂點就是日本對中國發(fā)動全面的侵華戰(zhàn)爭。我后面要提到這實際上是民國時期國人苦難的極點。但是，即便是確實有滅亡中國意圖的日本侵華，與晚清西方列強只是爭取他們的“在華權益”（其中確實有欺負我們的不義之“權益”）、并不打算滅亡清朝、在版圖上中國失去的也不過是若干藩屬，和邊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這和歷史上中國（中原漢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樣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國歷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當然有人說，日本之敢于侵華，還是證明了民國不可取。過去說是由于“舊社會”的制度不行給外敵以可乘之機，現(xiàn)在也有人說是由于革命不好，導致外敵乘亂入寇。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值一駁。因為日本侵華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一部分，有復雜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對象，既有英法那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蘇聯(lián)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大量今天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憑什么說中國只因“舊社會”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樣，當時被軸心國侵略的，既有從未發(fā)生過革命的傳統(tǒng)老大帝國阿比西尼亞，也有革命已經(jīng)成功多時的蘇聯(lián)，反倒是恰在二戰(zhàn)前夕發(fā)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發(fā)生了嚴重內部戰(zhàn)亂的西班牙，在整個二戰(zhàn)中反而置身事外，沒有遭到外敵入侵。因此是否發(fā)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與否，也與日本侵華并無多少相關性。

內憂外患導致社會抵御災害的能力下降，民國時期因而也是天災頻仍、因災死亡慘重的時代。但是內憂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這種抗災能力下降的厄運，也不能說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災本身的自然因素，當然就與革命更加無關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談到民國時期的亂世固然嚴重影響抗災，但是如果不是與“治世”、而是與歷史上類似的亂世相比，民國時期在這方面卻有明顯進步，這卻是今人沒有注意的。

當然，無論是內憂導致外患，還是人禍加重天災，“內憂”與“人禍”的確是民國時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說“辛亥革命是20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

的確，如果說辛亥革命并沒有成為中國憲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開端”，應該是對的，但是說辛亥革命是“災難時代的開端”則顯然是過分了。就算時間限定在20世紀，這個世紀一開始的“庚子國難”與“辛丑國恥”難道還不算“災難時代的開端”，難道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為什么只講“20世紀”呢？距離20世紀不遠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流血成河，與戰(zhàn)爭相關的間接死亡也是餓殍盈野，不下于20世紀的任何一次戰(zhàn)爭，何以那就不是“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

再往深里說，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實事求是地講，我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大亂，沒幾次比清亡后的災難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憲政民主本來就是要終結這種“治亂循環(huán)”的周期性災變。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清失其鹿，同樣群雄并起，最后是國共逐之，我國傳統(tǒng)時代改朝換代都這樣，未必是搞了共和之過才這樣，更不是由辛亥革命“開端”的。用傳統(tǒng)的說法：清祚已歷270年，“氣數(shù)已盡”，沒有辛亥它就能傳承永久嗎？

事實上，太平天國戰(zhàn)爭就意味著清朝已經(jīng)進入末期。盡管這場戰(zhàn)爭并未直接終結清王朝。但我國歷史上的王朝終結一向有兩種模式：要么在大規(guī)模民變中直接崩潰，如秦、西漢和隋，要么民變被鎮(zhèn)壓后，鎮(zhèn)壓者成為軍閥寡頭，王朝演變成群雄逐鹿狀態(tài)。黃巾之亂后的東漢、黃巢之亂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屬于這第二種模式，太平天國之亂后，滿清王朝的中央集權機制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了“離心化”進程。從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發(fā)展到庚子時的“東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軍閥割據(jù)、各省“獨立”？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