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來源：時代周報）

毫無疑問，華裔作家張純如的名字將永遠與“南京大屠殺”聯(lián)系在一起，她寫下的《南京大屠殺》改變了西方社會看待二戰(zhàn)亞洲戰(zhàn)場的視角，曾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停留長達10周之久，銷量近30萬冊。但就是這位迅速贏得國際關注的女作家，卻在2004年11月9日，開槍結束了自己36歲的生命。

外界輿論一度曾將張純如的死與她在寫作《南京大屠殺》所接觸到的殘忍、陰暗的史料聯(lián)系在一起，但在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張純如母親張盈盈所撰寫的回憶錄《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一書中，張盈盈第一次披露了張純如的死因與輿論所傳相去甚遠。

“關于純如的死因，是我一直要澄清的一點。好多人，包括媒體記者，都說是因為她寫了這么一本很黑暗的書，對她的精神造成了困擾，從而導致憂郁癥。但我們認為絕對不是這個原因導致她開槍自殺。”因宣傳回憶錄而到國內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講的張盈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絕對是不愉快的，但這種狀態(tài)是很短暫的。因為她用了2年時間就把這本書寫完了，而她自殺是在7年以后。中間她還寫了另外一本書《美國華人》。”

曾受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威脅

在《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中，張盈盈以一個母親的視角，回憶了女兒從生至死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著墨最多之處自然是張純如寫作《南京大屠殺》的過程。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以及書出版后曾因“受到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威脅”而一度成為媒體焦點，書中，張盈盈對這一細節(jié)做出了回應。

張純如最初與母親談及“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威脅”，是在她從大陸、臺灣搜集史料回家后。她寫信給父母，匯報當時她的第一本書《錢學森傳》的寫作進展，并提及了安全顧慮：

親愛的媽媽：

忘了跟你說，如果有空的話，布瑞特和我要搬到一個兩居室的公寓里去了。搬家的原因是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但也因為我想讓我們的新家不那么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熱分子找到。有人對我的安全問題表示了擔憂。（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覺得一旦這本書出版后，我就會安全得多了，因為南京大屠殺的“秘密”已經(jīng)大白于天下。）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點疑神疑鬼……

“對于那些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可能帶來的威脅，我建議她聽從私人偵探的建議，做好自我保護。然而，我并不覺得她有必要過于恐慌甚至疑神疑鬼。”張盈盈回憶，“純如跟我們說，她收到過一封裝有兩顆子彈的信。不過據(jù)我所知，她并沒有遭受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脅，雖然的確也收到過一些惡意來信，但都是在網(wǎng)上，數(shù)量很少。”

雖然如此，但無論是張純如還是張盈盈，都認為日本右翼狂熱分子曾在《南京大屠殺》出版、發(fā)行期間“有所作為”。美國《新聞周刊》曾于1997年刊登《南京大屠殺》書摘，但原定11月17日刊出的書摘，后被改為延期至12月1日（即下一期）刊登。這讓張純如一家著實緊張了一把：“書摘刊登之前，我跟純如的爸爸系統(tǒng)分析了《新聞周刊》之前幾期的廣告。我們發(fā)現(xiàn)，每周雜志上平均登出四五個日本公司的廣告，其中包括佳能、鈴木、日立、索尼、豐田、東芝、三菱、夏普和愛普生等。我很擔心純如的書摘會不會在12月1日那一期的《新聞周刊》上刊出。”在多次打電話至報刊亭后，張盈盈最終找到了登有《南京大屠殺》書摘的《新聞周刊》，但她仔細閱讀，發(fā)現(xiàn)當期沒有任何日本廣告：“沒有人能解釋為什么12月1日的這一期雜志上，一個日本公司的廣告都沒有，而在11月17日那一期上卻刊登了兩倍于正常數(shù)目的廣告。”

不過《新聞周刊》方面給出的推遲原因，是因為西摩爾·赫什的書《卡美洛王朝的陰暗面》（一本關于肯尼迪家族的富有爭議的書），從而把其他書摘都向后推了一周，與日本廣告商毫無關系。張氏母女都認為此說不具說服力。

此外，日本政界、學界對《南京大屠殺》的批評也多次在張盈盈的回憶錄中被提及，而阻礙該書在日本出版發(fā)行也被她們認為是右翼分子施加壓力的結果。

“自從‘柏書房’1998年春天取得純如的書的日文版版權后，一直到7月份，純如都沒有聽到任何翻譯的進展。純如告訴我們，她聽說一些日本歷史學家和教授拒絕了‘柏書房’請他們評價譯本的要求，至少其中一個人承認，拒絕的原因來自某個‘不為人知的組織’對其家人施加的壓力。純如說這可不是好征兆。與此同時，有謠言說，當‘柏書房’獲得《南京大屠殺》一書日文版權的消息泄露后，這家出版社受到了死亡威脅。”張盈盈說，“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來自日本右翼分子的壓力到底有多大—這些壓力最終導致日本版的夭折，直到又過了十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根據(jù)張盈盈的回憶，1998年8月，“柏書房”第一次表示打算更改書中內容的意圖。當月，該出版社稱，一個由右翼學者聯(lián)合起來的“南京事件研究委員會”正在對張純如書中內容進行事實核查。該出版社的總編輯芳賀給張純如寫信解釋說，日本的保守分子堅持南京大屠殺從未發(fā)生過。他們采用的策略是“挑處作者評論中的細節(jié)瑕疵”，然后“指出這些錯誤的存在，表明作者沒有進行充分的研究……于是再利用這些錯誤證明全部內容的不可靠”。同年10月，張純如收到了一張長長的勘誤表。其中，因夏淑琴案而為國人熟知的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中東野道修從“前64頁中找到90處事實錯誤”。

另外，根據(jù)《洛杉磯時報》記者索尼·埃夫隆的報道，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在日本不僅遭到了右翼“極端民族主義者”（認為南京大屠殺從來沒有發(fā)生過）的抗議，還遭到了“自由主義者”陣營的批評—他們盡管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但認為張純如有缺陷的學術水平歪曲了事實真相，兩者的主要爭議點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shù)。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