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談，是古已有之的一種交流思想感情的形式。三二友好，促膝談心，就是傾談。但是傾談常常被人與清談混淆并論，帶有貶意。

　　說到清談，有它的歷史。

　　自從魏晉崇尚清談之風之后，名士之流如何晏、夏侯玄、王弼等祖述老子莊周的無為思想，排棄世務，專談玄理，形成一股頹風。到了晉末王衍之徒，更助長了這種清談的習氣，終于導致晉祚之亡，因此被后世之人評為“清談誤國”。

　　對于“玩世不恭，清談誤國”的清談，偉大的書法家王羲之曾經流露過反對的情緒?！稌x書·王羲之傳》記載他有一次和謝安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目不暇給。今四鄰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所致焉？”

　　王羲之沒有反駁謝安的話，但已可看出王羲之是厭惡清談的。

　　考察魏晉清談，幾經變化，魏之名士，好評騭人物；晉之名流，好高談玄理。評人物，有可取之處，如劉邵在“人物志”中就曾評述道：“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后乃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似乎談論之間，有舉薦人才，以治天下的意思。我們看《三國演義》，有人觀察曹操之后，對他下了評語：“子承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也。”可是曹操卻大喜，因為亂世英雄可以創(chuàng)大業(yè)。在“青梅煮酒論英雄”一回中，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卻引起劉備的驚恐，因為英雄可以創(chuàng)大業(yè)，豈不招致曹操的忌恨？于是劉備演了一場聞雷聲而失箸的小喜劇。

　　談玄理則不同，純粹出于消極遁世，侈言清靜無為，所以王羲之不以為然。

　　清談之成為貶辭，可說起因于晉名士的頹廢。到了后世，就被人引以為忌了。其實，拋去清談之詞，改為漫談、傾談，就不見得不能談了，問題在于談的是什么？

　　最近讀到一本書，書名《鷦鷯庵筆塵》，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知己朋友敦誠寫的，刻印于清嘉慶年間。敦誠字敬亭，別號松堂，另有一本書《四松堂集》就是他的詩集四卷。《敬亭小傳》說他“以病告退，素耽山水”，“好賓客，日引文士，分韻擘箋，不以晨夕間”。因之他好傾談，在《筆塵》中對傾談發(fā)了一番議論，他說：

　　“居閑之樂，無逾于友。友集之樂，是在于談。談言之樂，各有別也。奇諧雄辯，逸趣橫生，經史書文，供我揮霍，是謂談之上乘。銜杯話舊，擊缽分箋，興致亦豪，雅言間出，是謂談之中乘。論議政令，臧否人物，是謂談之下乘。至于嘆羨論交涉之榮辱，分訴極無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無談，且不如無集，并不如無友之為愈也。”

　　這番議論，可說對傾談的情操有所發(fā)揮，我也覺得很有見解。敦誠的談旨，在于真正地交流思想感情，包括對知識、學術、社會、人生等的體會，似此傾談，的確可稱為上乘。

　　這種上乘談的情操，在現代，曾見之于魯迅。魯迅晚年在上海時，曾經常到“內山書店”和內山完造飲茶漫談，他們把這種漫談作為啟發(fā)智慧引寫文章的資料。后來內山完造還憑漫談寫成專書，魯迅為他的書寫過序文。由此可見，傾談是必要的，是有高尚情操的。不論對茶對酒，都可款友傾談，只要有上乘的情操就好。“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最難風雨故人來”，“寒夜客來茶當酒”……詩情友趣，實在是可以傾談個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