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北島回信的那一天仍舊是潮濕的。對我來講，那段被各種咖啡、絲襪奶茶所銘刻的時間，仿佛還在文獻、討論中浸泡著，似乎還散發(fā)著澳門利氏學社圖書館里，我心悅誠服地翻過的《哈佛亞洲雜志》的味道，崇高的漢學雜志與早期傳教士的回憶錄里對華南天氣的抱怨，更加劇了我記憶中的滯重與潮濕。

　　北島寫下的詩倒是從來沒有模糊過，無數(shù)人跟我一樣，在燈下讀過無數(shù)遍新世紀出版社1987年版的《北島詩選》。曾經(jīng)我打開這本書，往往擔心自己記住了太多，就喪失了下次閱讀的樂趣。在廣州，我見過新世紀出版社社長陳銳軍先生，“我記得貴社出版過……”“是的，每個新朋友幾乎都是這樣跟我打招呼。”

　　在望廈山上，我眺望著海的一角，此刻北島也許正在從香港來澳門的船上。

　　晚宴時，我見到北島的譯者、可敬的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女士時，告訴了她北島即將到來的消息。然后，這個消息經(jīng)過不太長時間的傳播，反饋來的卻是令我有些沮喪的信息：北島的教職似乎出了些問題。他還會來嗎？作為聯(lián)系人，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北島在深夜到來。第二天一早我約了他一起吃早餐。高聳入云的自助餐廳里，不明國籍、不知將操持何種語言、做出何種菜肴的廚師站立一排。我隨便夾了些食物坐下，他正與廚師就培根的問題有條不紊地磋商著。

　　就是這樣，我三心二意地切割著餅或者培根，開始與他交談。當然，我介紹了利氏學社和這次會議。他聽到利氏學社與利瑪竇相關，手中的刀叉似乎有一剎那的停頓。

　　他的很多照片我都見過，此刻的他與《時間的玫瑰》一書中的插圖最為接近，消瘦、憂郁。自然，我們談到了他因這本書與翻譯家發(fā)生的爭論。就某一首外國詩在中國回音的音質(zhì)，精細的聽覺藝術家之間有了些不和。我也談到自己曾翻譯過一些東西，也寫過一些翻譯評論。

　　“那我們是同行。”北島說。

　　細節(jié)很多，但場面肯定是不真實的。不知道為什么我談到他在《財經(jīng)》專欄的稿費，“錢當然你是不在乎的。”我大包大攬地說。“其實我在乎的。”他說。

　　研討會上某位學者將《今天》的出現(xiàn)與劉心武的《班主任》放到一起談，北島回應了，他克制地說，將這兩者放到一起是“危險的”。第二天，北島回到香港去看家人，會議的合影沒有他。

　　第三天陸軍俱樂部的雅集很有意思，詩歌朗誦的語言有英語、普通話、葡萄牙語、粵語與一種快要失傳的澳門葡萄牙語。北島朗誦了他的《黑色地圖》，開頭是猝不及防的“寒鴉終于拼湊成夜……”在澳門，那一夜的普通話是有尊嚴的，尤其是當他念到最后一句：“我回來了———重逢/總是比告別少/只少一次。”我百感交集，聽到他們鼓掌，我不太相信外國人真懂了這首詩。明白了詩歌的意思，明白詩歌的滋味么？即使會背這些詩句，但會是在青春期背誦下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