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的軍事才能為許多人所稱道，他贏得了諸如“當代孫武”、“軍神”的美譽。劉伯承還是軍中少見的老知識分子、老學者，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留下了390萬字的軍事著作和1 90萬字的翻譯作品。他較早就認識到“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1 931年就利用業(yè)余時間，以“林植木”為筆名，翻譯了《蘇軍步兵條令》，將現(xiàn)代司令部系統(tǒng)引入紅軍。建國初他就主動請纓籌備人民解放軍第一所軍事院校，為自己一手創(chuàng)辦的軍事學院傾注了極大心血。
“只有我們?nèi)嗣窠夥跑姷亩山瓚?zhàn)役，才是真的!”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很多年后，劉伯承告訴孩子們，在渡江戰(zhàn)役前夕，面對長江，他常常默默吟誦古人這句豪氣沖天的詩句。那時候，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正在孕育他們的又一個新生命，劉伯承后來為這個最小的女兒起名“雁翎”，以此銘記他軍事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
那時的劉伯承已經(jīng)意識到，長江一戰(zhàn)將會是決定中國未來前途之戰(zhàn)，而長江不會再成為天險。若干年后，劉伯承意味深長地告訴孩子們：“歷史上號稱有三次‘百萬雄師過大江’，但只有我們?nèi)嗣窠夥跑姷亩山瓚?zhàn)役，才是真的!”
1949年1月7日，劉伯承在前線指揮部向百萬軍隊發(fā)出了準備渡江的號令，從馬垱到貴池，長達100多公里的江面全線展開。由劉、鄧率第二野戰(zhàn)軍的3個兵團，作為主力從正面突破；陳毅率三野為左翼，林彪部隊為右翼，轉(zhuǎn)隸于劉伯承指揮。4月21日渡江一開始，
二野從正面突破后，敵人防線已徹底崩潰，兩翼也順利通過，“勢不可擋”一詞在此時有了最生動的解讀。劉伯承的子女向本刊記者回憶父親當年的敘述：最快的l 5分鐘，最慢的也不過是30分鐘，人民解放軍就突破了長江天險。
淮海戰(zhàn)役之后，國民黨部隊只剩65萬軍隊，而且士氣盡失。雖然在長江沿岸布下重重防線，但在劉伯承看來，那只是一條不能動彈的“死蛇陣”，“如其一處被斬斷，則全線震撼”。
從發(fā)布命令到真正渡江，中間經(jīng)歷了3個月準備期。身為廣州軍區(qū)裝備部副部長的劉蒙，在后來學習軍事的過程中逐漸理解，父親的戰(zhàn)術(shù)其實也是“三十六計”中的“以逸待勞”：“我們在長江這一邊，敵人在那邊，我們的一個小動作，對方會高度緊張，實際上也是在慢慢消耗他們，最后把他們拖得疲憊不堪。”除此之外，他也是在尋找最佳的政治時機發(fā)動進攻。無論劉解先、劉彌群(空軍指揮學院原副院長)還是劉蒙，提到父親都充滿自豪之情，這不僅出于對父親由衷的尊重和熱愛，其實也是同為軍人的他們，對另一位軍人超越時空的敬意。
解放南京以后，蘇聯(lián)向中共方面提出：突破長江是偉大的歷史時刻，一定要記錄下來，載入史冊。蘇聯(lián)人找到劉伯承商量，讓他指揮軍隊重來一次，劉伯承最初不同意，最終作為政治任務(wù)派下來，讓他重演了一遍。劉伯承的子女說，所以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那部紀錄片《渡
江一日》并非真實的歷史現(xiàn)場。
1949年7月，劉伯承率第二野戰(zhàn)軍揮戈西去，指揮解放祖國大西南的戰(zhàn)役，離開了第一任南京市長與軍管會主任的崗位。但他從此與南京結(jié)下不解之緣，1951年起，劉伯承又在南京軍事學院任院長，在此定居7年之久，劉蒙就是在南京出生的。劉伯承去世后，根據(jù)他的遺囑，家人將他的一部分骨灰灑在曾經(jīng)工作和生活的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內(nèi)。
“孫子要求帶兵打仗者‘智、信、仁、勇、嚴’”
戎馬一生的劉伯承在19歲時就參加了學生軍，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yè)后參加了討袁護國運動。當時的劉伯承，就是一個善于帶兵作戰(zhàn)、善于研究軍事理論的典型軍人，很早就有“川中名將”的美譽。劉伯承很早就與楊閣公與吳玉章一起研究共產(chǎn)主義，1926年，在他們的影響下加入共產(chǎn)黨，從而脫離舊軍閥，成為一名革命者。
與那個年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劉伯承也有一般人所不具備的意志力。1916年，劉伯承在參加護國戰(zhàn)爭的豐都戰(zhàn)斗中頭部連中兩彈，一彈擦傷顱頂，另一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失去了右眼。當時缺醫(yī)少藥，又延誤了治療時間，傷口感染化膿，危及生命。劉伯承在地方好友幫助下才秘密潛入城中，找到德國著名醫(yī)生威廉?阿曼做手術(shù)。
“那時候的麻醉藥副作用相當大，可是父親作為部隊指揮必須保存好腦子，所以他堅決拒絕麻醉。”在無麻醉的情況下，醫(yī)生為他清除眼眶內(nèi)的腐肉，劉伯承雙手緊緊捏住手術(shù)臺的木角，咬緊牙關(guān)整整堅持了3個小時。手術(shù)結(jié)束后，德國醫(yī)生問：“疼得厲害吧?”他忍住劇痛還幽默地回答：“割了74刀。”德國醫(yī)生連連感慨：“佩服，佩服!”
劉伯承一生負傷11次，其中重傷9次，這也許是中共重要將領(lǐng)中受傷最多的人之一，那些傷疤也是劉伯承的戎馬一生最誠實的記錄者。劉蒙說，父親生前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是：“如果說我作戰(zhàn)有些經(jīng)驗的話，那是子彈告訴我的!”
在很多人的回憶中，劉伯承和藹慈祥，但在劉彌群、劉蒙看來，那只是父親的一個側(cè)面。孫子對帶兵打仗者要求是“智、信、仁、勇、嚴”，在朱德眼里，劉伯承正是具備了這樣的品質(zhì)。
1947年，劉伯承、鄧小平帶領(lǐng)部隊執(zhí)行“挺進大別山”戰(zhàn)略任務(wù)，前面淮河擋住去路，后面眼看追兵已到。劉伯承想帶部隊涉水過河，派參謀前去探查。參謀是個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識分子，回來報告說：“大水滔滔，難以過河。”劉伯承當即批評他：“你應該看水深、流速、河底情況等，‘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他自己帶了一個警衛(wèi)員，找了一個小閥子下了河，手拿一根竹竿親自試水深，然后看見一個飼養(yǎng)員從上游拉牲口過了岸，劉當即判斷：可以過河。他們在河兩岸拉起長長的繩子，士兵們趟著快漲到脖子根的河水，迅速轉(zhuǎn)移到河對岸。也算天意，當追兵趕到，河水已經(jīng)漲得老高。“表面看這些含有運氣成分，但是如果沒有父親對實際情況的觀察、了解，他也就不會有這樣的‘運氣’，部隊也逃不開全軍覆沒的命運。”劉彌群告訴我。
劉蒙講了這樣一件往事：劉伯承率部隊進軍大別山時，下令把包括馬車在內(nèi)的輜重都甩掉，輕裝行軍。第二天早上起來，在朦朧中看見行軍隊伍中仍有一輛馬車，一問，是作戰(zhàn)科長的。這位平素被劉伯承看重的作戰(zhàn)科長解釋說，作戰(zhàn)科東西多，所以還需要用馬車運，劉伯承大怒：“來人，把他綁起來!”于是這位科長被五花大綁，一直跟在隊伍后面行軍。“部隊里最講究‘信’，軍令如山倒，這一點上，父親要求得很嚴。”
劉彌群很直率地說，她對一些影視作品里塑造的劉伯承形象頗有意見：“如果都像他們刻畫的那樣，像老媽媽一樣，哪能帶兵打仗?”她說，父親罵人也罵得很厲害，遇到打敗仗的手下，他批評人家“是娘兒們”，毫不留情。“有一次軍事演習時他想用飛機不被允許，他說：你是慈禧太后，這個國家都是你的?!”
古代兵書對將者提出“冬不服裘，雨不張蓋”的要求。1937年129師舉行抗日誓師大會時，劉伯承統(tǒng)率的部隊不過萬人，天下著大雨，他“雨不張蓋”。12年后，1949年7月7日，南京舉行閱兵儀式，又是下雨，這時他統(tǒng)率的部隊已達幾十萬人，仍舊雨不張蓋。第二天的南京《新華日報》對閱兵典禮的報道，有這樣一段：“天正下著雨，而劉司令員卻幾次拒絕了警衛(wèi)人員送上去的雨衣。他淋著雨，注視著從臺下經(jīng)過的戰(zhàn)士的行列。隊伍行進得很
緩慢，劉司令員這時向李達參謀長說：‘步伐還可以加速一些，戰(zhàn)士們都沒有帶雨具。”’
1955年，印尼總統(tǒng)蘇加諾訪問南京，參觀南京軍事學院。由于剛授銜，學院決定校級以上軍官，身著新發(fā)的禮服，佩戴勛章夾道熱烈歡迎。不巧當天又下起大雨，有人合不得剛發(fā)的新禮服，于是向劉伯承建議，將歡迎儀式改到禮堂里進行。劉伯承回答：“事關(guān)國威軍威，哪能隨心所欲!”結(jié)果儀式當天，他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禮服，拒絕雨傘，陪同外賓前來的陳毅見此情景也拒絕了雨傘。兩位元帥英姿煥發(fā)，冒雨歡迎外賓，令蘇加諾一行深受感動，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一個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個神圣的理想，這也許是現(xiàn)代人難以理解的。”在劉彌群眼中，父親的很多舉動都是從大局出發(fā)，超乎個人名利之上?？箲?zhàn)爆發(fā)后，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劉伯承任129師師長，而早在10年前，他已是國民革命軍第15軍軍長。“想想看，如果不是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會毫無怨言地接受從軍長到師長的身份之變?”渡江戰(zhàn)役后，劉伯承又率領(lǐng)二野進軍大西南，國民黨部隊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賀龍接管西南，于是劉伯承率二野部隊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隊到達成都、先進城后，才帶二野部隊隨后進城。
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組織性強”似乎已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詞，但這恰恰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特點。“有一些文章說，父親當年提出‘非鄧小平來當政委不可’，又說他留遺囑指定要鄧小平主持他的遺體告別會，父親根本不可能提出這樣的要求。”無論劉彌群還是劉蒙都覺得，這些傳言既是對父親的不了解，也更是對那一代革命者精神境界的不了解。
“在我眼里，他就像一個老知識分子，老前輩”
l 892年，劉伯承出生于四川開縣一貧苦家庭，雖家境貧寒，但劉伯承的父母仍舉債供他讀書。12歲那年，劉伯承參加鄉(xiāng)村的科舉考試并中了秀才，最終因為被別人舉報其家世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場。此事從一個側(cè)面證明劉伯承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
劉伯承年輕時就愛讀書，這一習慣保持了終生。1921年因戰(zhàn)斗負傷而休養(yǎng)，他后來告訴兒子劉蒙，那段期間自己“不止讀了一屋子的書”，其中不乏“二十四史”等中國古典典籍。劉蒙說，后來他在重慶圖書館還看到了父親當年讀的那套“二十四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點評，“其中不少特別獨到的視角”，讓他深感觸動。茅盾先生曾在回憶錄里提到，解放初期，他有一次與劉伯承同桌吃飯時聊起“二十四史”，劉伯承的見解讓茅盾也深感欽佩，他感慨“劉伯承是真正讀書的干部!”他當即表示，送劉伯承一套當時很難買到的精藏本“二十四史”。
南昌起義失敗后，1927年底，劉伯承乘坐一艘蘇聯(lián)海輪離開上海，遠赴莫斯科學習軍事。劉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納西耶夫”，進校報到時，他仍在心里默念著那個拗口的名字，卻突然發(fā)現(xiàn)，周圍的人都看著他哄笑起來，原來上面已經(jīng)點到“阿
法納西耶夫”了，他愣是沒聽出來。
劉伯承先進高級步兵學校學習，35歲的他是同學中年齡最大的。劉蒙說，父親此前有一些英文底子，但俄文是一竅不通，33個字母組成的俄文無異于天書。于是他每天都在左手手心上寫滿生詞，走路也背，上廁所也背。“看書的時間長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來接著看。”劉彌群說。在步兵學校的同學后來告訴劉蒙，那段時間，劉伯承幾乎每天都要學到早晨兩三點鐘，為了不影響別人休息，就寢之后就蒙上個毯子，在“小帳篷”里點燈學習。有同學起來上廁所走過“帳篷”，就按一下他的頭說，該睡覺了。
俄文顫音很難發(fā)音，中國學生戲稱“打嘟嚕”。劉伯承打這個“嘟嚕”舌頭就是不聽使喚，于是他每天比別人早起半小時，到操場上大聲“打嘟嚕”。在莫斯科冬天哈氣成冰的早晨，劉伯承硬是把“嘟嚕”給打出來了。
那時的蘇聯(lián)實行供給制，劉伯承是中共將軍的身份去學習的，享受的待遇高出普通學員。他找到學校打掃衛(wèi)生的一位女工：“你陪我聊天，我可以把用不了的供應券給你。”于是他的口語提高得非?？?，半年后已經(jīng)是班里最好的學生了。老師驚訝地問：“你是不是討了個俄國老婆?”劉蒙說，當時在蘇聯(lián)學習的還有一位國民黨官員屈武，屈武倒是真的娶了一位俄國老婆，但俄語差遠了。半年后，由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親自寫推薦信，劉伯承進入著名的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30年，留學3年的劉伯承回國。
劉伯承后來組建南京軍事學院時，曾經(jīng)聘請過一位蘇聯(lián)顧問，蘇聯(lián)顧問比較傲慢，經(jīng)常指責中方不懂軍事。有一次劉伯承約他談話，談話中他用俄語重點闡述了他對俄國著名軍事家蘇伏洛夫十大軍事原則的理解，蘇聯(lián)顧問聽后對劉伯承的學識深感驚訝，“沒想到中國還有人對蘇聯(lián)軍事家研究如此深刻!”從此他再也不品頭論足。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劉伯承留下了390萬字的軍事著作和190萬字的翻譯作品，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月，戎馬倥傯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著作等身，令人敬佩。
“這老人家可好，老元帥像個老學者。”9l歲的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一提劉伯承，便連連向我贊嘆。1946年冬天，時為《新華日報》記者的李普第一次采訪了劉伯承，此后，他作為隨軍記者，在劉、鄧野戰(zhàn)軍工作了近兩年。“他性格很鮮明的一點是很誠懇，不‘打太極拳’，談得來就談，談不來就算了。”在比自己年長近30歲的司令員面前，20歲出頭的李普并沒感覺到有什么拘束和顧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在我眼里，他就像一個老知識分子，老前輩”。
李普還記得，劉伯承顯然對他這位年輕的知識分子十分感興趣，有一次他還問李普帶什么書來了，李普回答說有一套《約翰?克里斯朵夫》，劉伯承興致勃勃地借走了。李普的觀察是：“小平不怎么讀書，但是知識很豐富。從某種角度說，也可以說是人家?guī)еx書——他很聰明，能在跟別人的談話中獲取營養(yǎng)。”
盡管劉伯承日后成了統(tǒng)帥數(shù)十萬大軍的司令員，但那些部下們?nèi)耘f習慣稱他為“師長”，或者“我們劉師長”。他們向李普解釋：“師是老師，長是長者——在我們眼里，他就是這樣一位和藹可親又睿智的‘師長’。大家聽從他、尊敬他、愛他。”李普后來深深悟到，對于這位老前輩，再沒有比“師長”更貼切的稱呼。幾年前曾經(jīng)有人寫過一個關(guān)于劉伯承的劇本，里面的臺詞動輒“我劉伯承”如何如何。“我說這不是我爸爸的口氣，他從來不會這樣說話。”劉彌群說。
在劉、鄧部隊里，李普也充分感受到一個知識分子所得到的信任和尊重。每次李普把寫好的稿子交給劉伯承審，他看罷一個字不改，直接交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也特別大氣，要么不行，要么通過，他從來不改文章，劉帥也不改。”
李普以前對劉伯承并不了解，了解后，他發(fā)現(xiàn)，劉伯承不僅對中國古典文化精通，而且對“從孫子到拿破侖和蘇沃洛夫，從古代戰(zhàn)史到中國革命戰(zhàn)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特別是蘇德大戰(zhàn)”，其熟稔程度令他吃驚。有一次李普對鄧小平說：“劉師長原來是知識分子!”鄧小平立即以他特有的敏銳和斬釘截鐵的口吻回答道：“大知識分子喲!”——李普模仿小平的四川話，興致勃勃地學起來。
在李普眼中，那時的劉伯承與鄧小平“親密無間，合作得很好”。在劉、鄧部隊中，如果有命令傳下，大家往往說，這是“劉鄧”的意見，并不區(qū)分是劉還是鄧。“其實他們負擔的任務(wù)不一樣，但在下面的人看來，他們是一個人。”在李普的觀察中，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像他們這樣合作得很好的不多”。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司令員似乎更嚴厲、更粗放，而政治委員則更細致、更嚴謹，但在李普眼中，他們兩個恰恰相反。“劉伯承很細致，很謹慎，而鄧小平話不多，顯得更厲害些。”解放后，隨著各自崗位的變化，李普在南京和北京再很少有機會見到劉帥。“我也是采訪完了就算了，沒有一直追蹤他，這是我作為記者很后悔的一件事。”91歲的李普沉默良久，緩緩地說。
劉伯承的機智，也是后來很多人在回憶中提及的一點。在進軍大西南的行軍途中，鄧小平的大兒子要求父親給他起個名字，因為到了西南就該上學了。鄧小平讓小名“胖胖”的兒子找劉伯承幫助起，劉伯承說，胖，樸方，樸實方正，于是有了鄧樸方的名字。當年李德在中國時由組織介紹了一個中國妻子蕭月華，婚禮由劉伯承主持?；槎Y上，李德說，自己來中國工作，還沒有一個中文名字(注：李德是音譯名)。劉伯承反應很快，馬上說：“你娶了蕭月華，就叫‘華夫’吧!”李德似乎很喜歡這個名字，以這個名字發(fā)表了好幾篇文章。幾十年后，蕭月華老人跟劉蒙提及此事，還樂不可支。
“論戰(zhàn)術(shù)之奇，劉伯承數(shù)中國軍界一絕”
劉伯承的軍事才能，為許多人所稱道，也贏得了諸如“當代孫武”、“軍神”的贊譽。在曾經(jīng)的對手，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日本人那里，他也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蔣介石說：“論戰(zhàn)術(shù)之奇，劉伯承數(shù)中國軍界一絕”，“智計過人，不愧是軍事家”。白崇禧則稱他為“共軍第一號悍匪”，深受劉伯承之苦的國民黨第119旅旅長劉廣信這樣自嘲又沮喪地說：“與其說我們是受顧祝同、白崇禧指揮，不如說是受劉伯承指揮。”而劉伯承率領(lǐng)的129師，被日軍視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對手”；1938年，劉伯承指揮的“神頭嶺戰(zhàn)役”，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形容為“支那一流的游擊戰(zhàn)術(shù)”。
劉彌群說，父親一向?qū)η閳蠊ぷ鞣浅Ｔ谝猓?ldquo;很注意抓‘舌頭”’。當年與日本人交戰(zhàn)時，劉伯承特別注意從日軍留下的物品中尋找蛛絲馬跡。有一次反掃蕩，手下一個參謀去廁所時看到了日本人用過的大便紙，拿過來一看，上面畫了一個大圓圈，寫了幾個地名，還寫了“29”這個數(shù)字。劉伯承結(jié)合當時的敵我情況，認真分析紙上信息，判斷敵人可能在29日對紙上寫的幾個地方進行合圍，便命令該地區(qū)部隊撤離。果然日軍在29日進行了掃蕩，結(jié)果一無所獲。
“作戰(zhàn)情報非常重要，沒有情報沒法作戰(zhàn)，對情報的敏感程度，也是考驗一個指揮員智謀的關(guān)鍵。”后來也從事情報工作的劉蒙對父親一直很敬佩。1942年的某一天，抗聯(lián)來了一個朝鮮族同志，來八路軍指揮部和大家合影，很熱鬧了一陣。幾天后，有人報告：這位同志突然失蹤。劉伯承得知后，又結(jié)合其他信息，馬上給左權(quán)打電話：“我判定，他的失蹤意味著日本人馬上要大掃蕩了!”——他預感到，這是日本人為掃蕩后要認領(lǐng)高級指揮員做準備。有人認為劉伯承太過敏感而不以為然，但劉伯承找到專門負責保衛(wèi)八路軍指揮部的陳錫聯(lián)，找好了撤退的羊腸小道。后來的發(fā)展也再次證明了劉伯承的判斷。
而在長征途中，劉伯承帶領(lǐng)部隊過五關(guān)斬六將，留下過無數(shù)傳奇與佳話，更充分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與智謀。這些故事已被演繹過無數(shù)，但在劉蒙繪聲繪色的講述中，又增加了許多鮮活的內(nèi)容。
過彝區(qū)與小葉丹結(jié)盟，是一個常被人們傳誦的故事。劉伯承和聶榮臻率先遣支隊進入冕寧后，立刻釋放了被國民黨抓為人質(zhì)的所有彝民，樹立了“新漢人”的形象。在當?shù)厝说膸椭?，劉伯承找到了石達開軍隊的后人陳志喜了解當?shù)厍闆r，隨即決定將突破口放在做彝族首領(lǐng)小葉丹的工作。
在當?shù)乇慌艛D的小葉丹對這支隊伍也比較積極，他馬上派自己的叔叔來與劉伯承部隊見面，“父親特地挑選一些高大的士兵，穿上最好的軍裝，佩戴最好的武器”。小葉丹的叔叔來了一看，對這支部隊充滿好奇，再一看司令員，談吐不凡，當即就要求劉伯承跟他上山見小葉丹。劉伯承一口就答應下來，其實在當時還是有不可預知的危險的。小葉丹見了他就要結(jié)盟，沒有酒和酒杯，劉伯承就讓警衛(wèi)員從皮帶上解下兩個瓷盅，在彝海里舀水，以水代酒，然后歃血為盟。通過彝區(qū)時，劉伯承與聶榮臻再三叮囑：“不論發(fā)生什么情況，我們都不能開槍!”一個工兵連在前面開路，不料沒走多遠，工兵連的人一個個光著屁股跑了回來。原來他們被彝人繳了槍械、奪了工具，還剝光了衣服。這些士兵嚴格遵守命令，堅決未發(fā)一槍。
大渡河是紅軍長征路上面臨的又一難關(guān)，當年石達開在此全軍覆沒，劉伯承的敵手，正期盼這幕歷史劇再次上演。
當時安順場的守敵并不多，劉伯承最初的計劃是想趁敵人不備、偷渡過江，所以做出先頭部隊直奔安順場的決定。由于通信原因，當時未能與總部取得聯(lián)系，當時跟隨他的兩位參謀后來向劉蒙回憶，由于過度疲勞，劉伯承當夜騎在馬背上睡著了，嘴里還不斷重復著一句話：“有船，我就有辦法……”
劉伯承給先遣營營長孫繼先交代了3個任務(wù)：火速全殲安順場的敵人；迅速找到船只；把船帶到渡口，做好準備工作。很巧的是，當天晚上，。國民黨一個司務(wù)長要了一條船到對岸找他的相好，孫繼先當即把他捕了。但是船漂到下游，孫繼先下去找，左推右推半天推不回來。眼看著天亮了，心急如焚的劉伯承問手下：“孫繼先哪去了?這個家伙還不回來，硬是把偷渡改成強渡了!”——后來成為濟南軍區(qū)副司令的孫繼先告訴劉蒙，當他趕回部隊時，還以為劉伯承要把他一槍斃了!
這種情勢下，只能“強渡”，守衛(wèi)的川軍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他們。當時第一船強渡的戰(zhàn)士被敵人火力強壓在灘頭上，岌岌可危，而這一邊只剩下3發(fā)迫擊炮彈。劉伯承讓孫繼先找來有“炮神”之稱的趙章成——出身于西北軍的趙章成打炮極準，但即便加入共產(chǎn)黨后仍然保持著他中國農(nóng)民式的所謂佛教信仰：不愿殺生造孽與相信輪回轉(zhuǎn)世，在作戰(zhàn)開炮前總要禱告一番，說自己是奉命開炮，冤魂不要來找他。長征時趙章成已任紅一軍團炮兵營營長，但他還是堅持這個禱告習慣。“父親告訴孫繼先：你拿把刀站在他后面，說炮打不準就要殺頭。其實當然是不會真殺他的。”劉蒙說。
關(guān)鍵時刻，趙章成果然炮無虛發(fā)，用了僅剩下的3發(fā)炮彈，端掉了敵人的3個機槍火力點。這3炮對沒有重武器裝備的川軍是極大的威懾，他們并不知紅軍只有3發(fā)炮彈。川軍士兵因懼怕炮擊而開始退逃，防御徹底崩潰了。毛澤東到達安順場后非常興奮地說：“我說過伯承是一條龍(劉伯承屬龍)，他能帶我們過江，這不過江了?”
“軍隊由游擊隊轉(zhuǎn)為國防軍，必須要對軍隊實現(xiàn)正規(guī)化管理”
抗戰(zhàn)初期的某一天，劉伯承接到一封雞毛信，拆開一看，只見信紙上畫著一個大圓圈，圓圈里畫了一個人和一把大刀。劉伯承看后迷惑了很長時間才悟出：原來是一個支隊被敵人圍困了，支隊長寫信求援，但又不會寫“圍困”二字，險些誤了大事——129師前身是紅四方面軍，作戰(zhàn)勇敢，但普遍文化素質(zhì)比較低，劉伯承經(jīng)常以此為例告誡大家：“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
從某種角度說，這也是當時共產(chǎn)黨所率領(lǐng)的軍事力量文化水平的一個真實反映，所以，如何加強軍隊的整體知識水平和文化水平，促進正規(guī)化建設(shè)，是劉伯承長年思考的問題。
從蘇聯(lián)回來后，劉伯承在中央長江局任軍委書記，當時他有一個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適合于時代發(fā)展的“現(xiàn)代司令部系統(tǒng)引入紅軍”：1931年，身為軍委總參謀長的他利用業(yè)余時間，以“林植木”的筆名翻譯了我國第一本《蘇軍步兵條令》：
紅軍的基礎(chǔ)是游擊隊，但是光靠“一個諸葛亮搖羽毛扇子指揮軍隊”，是發(fā)展不起來的。這句形象的比喻竟成為劉伯承日后被批的一個靶子。劉伯承說，“隨著紅軍的發(fā)展，我們需要建立參謀系統(tǒng)，以適應軍隊將來的發(fā)展和指揮”。他的功績是建立了紅軍的司令部系統(tǒng)，紅軍司令部參謀系統(tǒng)的建設(shè)，對后來的紅軍、乃至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fā)展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我們現(xiàn)在沿用的很多軍事術(shù)語都是由劉伯承翻譯的。當時部隊開始合成，一個旅有步兵、騎兵還有炮兵，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譯為“雜種旅”，而劉伯承翻譯成“混成旅”。外國人把游擊戰(zhàn)叫“黑猩猩戰(zhàn)”——因為在叢林中作戰(zhàn)，作戰(zhàn)方式就像黑猩猩，講究快速突然地襲擊，也是劉伯承將“黑猩猩戰(zhàn)”翻譯為“游擊戰(zhàn)”。
另一方面，對舊軍隊階層分明的一些惡劣習氣深感厭惡的劉伯承，又煞費苦心地糾正了許多沿襲下來不平等的稱呼，比如將“伙夫”改成“炊事員”，“馬夫”改成“飼養(yǎng)員”，“護兵”改成“勤務(wù)員”，又把“軍官”改為“指揮員”、在“司令”后加上“司令員”，這些新稱呼也一直傳用到今天。
1950年，當劉伯承聞知中央有意打造一個軍事院校時，主動提出讓聶榮臻接任他的總參謀長一職，自己來籌建這所軍事學校。在得到毛澤東批準后，他決定把南京原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和原國防部舊址作為南京軍事學院院址。195 1年1月，經(jīng)過短短幾個月的籌備，軍事學院正式成立，劉伯承出任院長。由此，他也成為最早離開政治中心的軍事領(lǐng)袖之一。
“父親提出，奪取政權(quán)以后，我們軍隊的身份已由游擊隊轉(zhuǎn)為國防軍，所以必須要對軍隊實行正規(guī)化管理。”劉蒙說。正是基于這點考慮，劉伯承對軍隊提出了三化：革命化、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這個想法也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和支持。
劉伯承對自己一手創(chuàng)辦的軍事學院傾注了極大心血。戰(zhàn)役系中最重要的一門課是戰(zhàn)役法，此前軍中根本沒一本正式教材，劉伯承于是親自動手撰寫。“為了準備講課內(nèi)容，他七天七夜一步?jīng)]離開過辦公室，準備講課內(nèi)容，這在軍事學校傳為佳話。”劉蒙說，有一次辦公室電線失火，父親竟全然不知；有時候夜里睡著睡著，他會突然披衣起床，打開臺燈批改教案。除此之外，為了讓大家坦誠地交流意見，劉伯承每周以不同的筆名發(fā)表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討論。
劉伯承雖然一眼失明，但是他靠著放大鏡，親自審讀那些大量的外國軍事譯著和自編教材。劉蒙說，前幾年每季度劉伯承都要交給毛澤東一份報告，這個報告都是劉伯承親筆寫的，既是對最高領(lǐng)導人的尊重，也是其工作認真之反映。
在當時的軍隊中，普遍存在兩種現(xiàn)象：一文化程度不高，二沒經(jīng)驗。劉伯承請來原國民黨陸軍大學的學員或蘇聯(lián)教員講課，課程設(shè)置和訓練安排也參照蘇聯(lián)的教學體系，學校也設(shè)有蘇聯(lián)軍事顧問，這在日后成了劉伯承的“罪狀”。
南京軍事學院實行的是6小時操課制，這也讓很多人不習慣。“打慣了游擊戰(zhàn)的人，坐在教室里學習不習慣。有些將軍帶著秘書來上課，父親把秘書轟走，他說：‘將來是秘書指揮作戰(zhàn)，還是你指揮?”’軍事學院的學生，大多是來自軍隊的各級干部，其中不乏戰(zhàn)功赫赫之人，管理難度可想而知，但劉伯承還是硬頂了下來。
“你寫啥子檢查嘛!要寫我替你寫，寫100個字就行了”
從1951年到1956年的5年間，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先后成立了12個系，教學內(nèi)容不僅涵蓋陸?？杖姡€包括軍事、戰(zhàn)史和政治，成為一所綜合性的最高軍事學府。在軍事學院最重要的戰(zhàn)役系里，57個上將中有56位都在戰(zhàn)役系里學習過。
但劉伯承沒有料到，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場政治風波。
在南京軍事學院的成長過程中，各種意見甚至告狀信也一直沒斷過。有些學員對兩個問題反應強烈：一是6小時的課業(yè)制度，二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太過嚴格。有人貼大字報，說3名中將學員讀書時嘴都念歪了——劉彌群說，被點名“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實際上對父親非常崇拜，蕭文玖一再表態(tài)，是自己睡覺時沒關(guān)好窗，受風導致的面部神經(jīng)麻痹，和劉伯承無關(guān)。也有人對請原國民黨軍隊將領(lǐng)或一些年輕知識分子不解，“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沒打過仗的教打過仗的”。
1957年2月下旬，國防部派工作組進駐軍事學院進行調(diào)查。3月初，工作組向軍委寫了專題報告，說“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國防部就此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當時，父親的思想壓力非常大。”劉彌群回憶。雖然這時候他因病在上海治療，但仍指示學院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配合“反教條主義運動”。
1958年j劉伯承到上海看牙，他剛離開，中央工作組就來到軍事學院，要求大家提意見。頭幾天一直沒什么結(jié)果，經(jīng)過幾天的工作后，工作組最后定性：劉伯承在軍事學院的工作，三分成績、七分錯誤，而錯就錯在教條主義上。
在劉伯承回南京前幾天，工作組離開軍事學院。“父親對發(fā)生了什么一點也不知情”，回到南京后才得到通知，軍事學院召開黨委會。去了以后，大家鴉雀無聲，沉默良久，有人告知工作小組的結(jié)論，劉伯承急火攻心誘發(fā)了青光眼，．眼壓高達73，而正常人是17。
不久，劉伯承接到通知，要求到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主要議題是批判教條主義。之前，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做檢討表個態(tài)就行了。”但是工作組卻派人專程到南京“請”劉伯承開會，直到這時，劉伯承才知道反教條主義的矛頭是指向他的。
當時只有6歲的劉蒙也跟著爸爸媽媽一起回北京。因為毫無思想準備，劉伯承一夜未眠，在火車上他仍難以入睡。“我們坐在火車包車上，媽媽陪著爸爸坐在前面的車廂里，我在后面的一節(jié)。我過去看爸爸時，因為眼壓高導致劇烈頭痛，爸爸一直躺在病床上沒法坐起來。”
到了北京站，軍委辦公廳已經(jīng)派了兩輛車等在那兒。“一輛車要把爸爸直接送到會場，一輛車把我和媽媽接到東交民巷8號。媽媽跟接站的人商量，能不能讓爸爸先回家休息或者先去看病，但被拒絕了。”劉蒙記得，在回家的車上，媽媽哭了一路。
7月10日，當劉伯承被人攙扶著出現(xiàn)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主席臺上時，臺下1000多名軍人立即鼓掌，持續(xù)了半分鐘才平息；而當他檢討完畢時，臺下再次爆發(fā)長時間的掌聲。這恐怕也是政治運動中少見的一幕。若干年后提及這一幕，劉彌群深有感觸。“這些軍人是在用這種方式表達他們對父親的理解、愛戴和同情。”
在大會上，劉伯承把錯誤都攬在自己身上。劉彌群說，父親這樣做實際上也是想保護
下級，但是事態(tài)的發(fā)展已不是他所能控制——蕭克、李達數(shù)次檢討都不過關(guān)，最后被撤職，
降職到地方工作。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紅軍時期的干部蔡鐵根大?？床幌氯ィ瑳]經(jīng)任何人允許上臺搶過話筒：“你們對劉帥的說法完全不是事實!”結(jié)果當場被摘掉領(lǐng)章帽徽，關(guān)押起來，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軍事教條主義再次被人提出來并遭到變本加厲的批判，已被逐出軍隊的蔡鐵根大校在地方上被劃為“現(xiàn)行反革命”而遭槍斃。
會后，劉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醫(yī)院，在醫(yī)院期間，他還按工作組要求寫檢查。老友陳毅來看他，耿直的陳老總說：“你寫啥子檢查嘛!要寫我替你寫，寫100個字就行了。”
1958年冬，劉伯承以身體原因，辭去軍事學院院長一職，保留了軍委副主席一職，賦閑在家。“這樣也好，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看到爸爸。”劉蒙說。而從另一個角度，劉伯承也因這場“反教條主義”，躲開了其后更來勢洶洶的政治運動。
1959年1月，劉伯承帶著全家移居北京。離開之前，劉伯承反復命令部下，不許開歡送會，不許送行。在離開南京的那一天，到了渡口之后，劉伯承發(fā)現(xiàn)軍事學院的許多干部早已集合在碼頭，自發(fā)為他送行。劉伯承強撐病體，堅決不許大家送。等到他上的船要駛離時，那些軍人齊齊向他敬禮致意……“我也跟著爸爸媽媽一道，我看到這一幕都非常震撼。”時隔50年回憶這一幕，劉蒙仍然心緒難平。當時，劉伯承只是久久地朝著人群揮手，劉蒙感覺得到父親心中的不平靜。望著老帥在寒風中略顯蒼涼的背影，新任院長廖漢生感慨：“這
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這頂“教條主義”的帽子，劉伯承足足戴在頭上近三十載，直到他離開人世。生前，劉伯承從來沒說過任何一句怨言，只是家人注意到他常常一人默默地陷入沉思。妻子和子女們都難免覺得受了些委屈，而他的回應只有一句：“我劉伯承是個什么樣的人，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價的。”
1986年l0月7日，劉伯承去世后，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有5000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上鄭重宣告：“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2006年，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視察軍隊時也強調(diào)，軍隊要加強“革命化、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shè)，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再重溫劉伯承在半個世紀前對軍隊建設(shè)提出的種種設(shè)想，不由令人感慨這位老帥目光的深遠。
“我以后不捏孩子們了，我手重，怕捏壞了"
劉伯承一生對煙酒無好，唯一嗜好是看書寫字。賦閑在家的劉伯承生活很規(guī)律：每天早上5點起床，先讀一段俄文——他有一個習慣，喜歡早晨起來上廁所時坐在馬桶上大聲朗讀俄文，這一習慣一直堅持到他72歲雙目失明為止；然后打一套自創(chuàng)的操，之后便開始寫毛筆字。耳濡目染下，劉蒙也開始學書法，如今，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身為廣州軍區(qū)裝備部副部長，不管每天工作有多忙，劉蒙依然會抽出時間讀外文。追溯起來，早上出門上學時，“要么在大聲念俄文，要么是在練毛筆字”的父親，早已悄悄地在少年劉蒙的心里種下了那些種子。
“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里來。媽媽。”劉伯承家里電話旁貼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告示”，這是汪榮華寫給孩子們的。劉蒙說，父親辦公室一左一右兩個抽屜，左邊放的是私人信紙，右邊的是公文紙，如果是寫私人信，父親絕不會打開右邊那個抽屜用公家一張紙。過一段時間，他就會聽到父親跟母親叮囑：“我的私人信箋用完了，別忘了幫我買一點。”
孩子們都知道，父親是愛他們的。劉解先說，父親希望他們都長得漂漂亮亮的，怕孩子們長個塌鼻子，所以他經(jīng)常捏孩子們的鼻梁，“我們每個都被他捏過”。但是，父親對子女們要求也極嚴格。劉蒙說，自己上學的時候，媽媽一分零用錢也不給，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學，把節(jié)約下來的8分錢車錢放到儲錢罐里，等春天來了才舍得把小儲錢罐打碎，用攢下來的錢買風箏、山里紅等。一直到上中學，劉蒙穿的還是姐姐穿過的女式舊軍裝，以至于被同學取笑。
1936年，劉伯承在長征途中與出身平民農(nóng)家的汪榮華結(jié)婚，兩人相攜走過整整半個世紀。像那個年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劉伯承夫婦也為這個新政權(quán)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他們的大女兒劉華北。
1945年8月19日清晨，剛開完“七大”會議，正準備回太行山的劉伯承接到延安保育院來的電話，說大女兒華北出事了。劉伯承夫婦急匆匆地趕到保育院窯洞才知道，頭一天晚上，有兩個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華北住的窯洞，華北被人勒死在床上。不僅如此，兇手還殘忍地剖開了孩子的肚子。
看到女兒慘狀的劉伯承忍不住地顫抖，頭上也滲出大顆汗珠，但他還是強忍悲痛，勸慰已經(jīng)痛不欲生的妻子。簡單地安葬了華北后，劉伯承又奔赴下一個戰(zhàn)場。當時大家普遍推測是國民黨派特務(wù)下的手，目的是擾亂劉伯承的軍心——因為劉伯承馬上要指揮與國民黨的上黨戰(zhàn)役。遺憾的是，小華北遇害，卻一直未能破案。而從某種角度說，生命僅停留在4歲的小華北，也是為一個新政權(quán)而失去生命的。
女兒的死，是劉伯承與汪榮華心底永遠不能愈合的一道傷。劉彌群說，父親晚年時經(jīng)常提起這段事，他會喃喃白語地說：華北，孩子可惜了……“我從來沒有見爸爸哭過，但是他一個人坐在沙發(fā)上那傷心的神情，我永遠不會忘掉……”回憶起來，劉蒙也不禁陷入傷感之情。
1965年，劉伯承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去了光明，從此陷入了整整21年的黑暗。1969年的“九大”，是劉伯承最后一次出現(xiàn)在政治舞臺上，去參加大會時他會忍著不喝水，喝水多了，他不愿意麻煩陳毅或是別人牽著他上廁所。有時他回來告訴兒子，今天不小心又打個杯子——過去，他可以征服千軍萬馬，而這一次，他卻有了征服不了自己身體的無奈。看不見東西后，他對孫子輩表達感情的方式就變成了捏屁股，但有一天，他對夫人說：我以后不捏孩子們了，我手重，怕捏壞了。有時他似乎很想和孩子們叨嘮些過去的事，不過孩子們覺得，聽父親講故事的時間還有的是。
1973年的一場變故，卻讓孩子們永遠失去了聽父親講那些老故事的機會。由于植物神經(jīng)紊亂，劉伯承出現(xiàn)腿部麻木、睡眠不好等癥狀，精神科的醫(yī)生讓他服用了一種叫做“奮乃靜”的藥物，服藥后卻出現(xiàn)拼命想走路、情緒煩躁甚至驚恐等癥狀。劉解先說，她后來做了很多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這是藥物造成錐體外系的損傷”，遺憾的是，當時醫(yī)生并沒有意識到這是藥物的副作用，錯誤診斷，反而更大量地使用一種未在中國臨床使用過的進口美國藥，“不但沒抑住病，反正使得整個肌肉不協(xié)調(diào)，最終連吞咽都困難”。清醒時的父親對藥物產(chǎn)生的不適也倍感痛苦，有一次他甚至大喊：“他們要殺害我!”
劉解先回憶，父親住院時心肺功能都很正常，“腦子也很清醒”。父親住在30l醫(yī)院，在這里做醫(yī)生的劉解先經(jīng)常抽空陪父親，剛開始父親還讓她幫自己念報紙上的“要聞”，“有時我一邊念腦袋里還想著病人的事，溜號了，父親冷不丁地追問我報上提到的那個國家領(lǐng)導人是不是叫××，我趕緊找報紙看，所以那時候他腦子還特別好使”。想起這一點，劉解先仍覺得痛心不已。
周恩來聽說劉伯承病情后，還特地到醫(yī)院來看望他。“總理說：‘我來看你了!’他們兩人還談起當年發(fā)動南昌起義的事——一個是軍代表，一個是參謀長，談得特別高興。”劉解先回憶。
可是，大量的藥物作用下，劉伯承的腦神經(jīng)一點點被摧毀。提起這些往事，劉解先痛苦地說：從那以后，曾經(jīng)鮮活的父親漸漸遙遠而模糊，曾經(jīng)叱咤風云、威名赫赫的軍神也漸漸遠離人們視野。1986年，94歲的劉伯承走完一生。
耐人尋味的．是，晚年劉伯承對當年自己經(jīng)歷的那些金戈鐵馬、氣勢恢弘的戰(zhàn)爭并不愿過多提及。孩子們小時候一直好奇地問他淮海戰(zhàn)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他就說了這么一段話：“你們知不知道每次問我的這些問題，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萬的年輕寡婦找我要丈夫，多少白發(fā)蒼蒼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有一次孩子們把他拽到八一電影制片廠，想讓他看坦克被炸、士兵中彈而死那些鏡頭都是怎么拍的，但是劉伯承還是不愿看。平時在家里，如果看到戰(zhàn)爭場面，他會立即換個頻道或者干脆關(guān)掉電視。他告訴兒子，自己不過是走過這些戰(zhàn)爭的幸運者而已……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9/9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