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報業(yè)走熱，編輯記者的收入也顯著提高，如，包天笑1909年前后在《時報》時月薪為80元，每月為《時報》寫論說文六篇，小說2.5萬字。他還為《小說林》撰稿，月得40元；為有正書局編《小說時報》，再拿稿費；當時他全家花銷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過。包天笑曾回憶說：“除了編輯報紙雜志以外，每天還可以寫四五千字，在賣文上收入很豐。”當時物價很低，一塊錢可買五六十個雞蛋。上海生活水準為中國之最，住校生伙食費每月6塊，內(nèi)地只要3塊。(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

　　辛亥期間，報紙從業(yè)者收入豐厚，又能參與國務，指點江山，因此普遍自我感覺極好，包天笑說：“那時上海的記者們，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態(tài)度，謝絕各方交際應酬，以自示清高。”與此相應，當時記者、編輯的社會承認度也很高。此一時期，報館訪員身著西裝，出入各種集會與重要會議。因身份中立，甚至被用于參與勸降清軍。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陳英士(其美)攜敢死隊員高子白，就是以《民立報》訪員的名義進入清軍重地江南制造局勸降，遭拘捕，次日義軍強攻得手方獲釋。

　　對于辛亥時期報紙的影響力，時人評論說：“前清末葉，報紙勢力漸呈偉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凱稱帝，報界不贊成，即至傾覆，此其最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