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費不全免 政府發(fā)“栽培費”
教育是富國強民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在數(shù)千年的歷史上，我國一直都有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各種思潮不斷涌入，其中就有現(xiàn)代教育理念。特別是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侵略下，有識之士認識到，教育才是促使國人走向強盛的良藥。因此，民國時期，越來越多的人積極投身于教育事業(yè)，創(chuàng)辦了新式的學堂，政府還“強迫”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接受新式教育。民國時期，因為國力薄弱，出現(xiàn)了多個軍閥割據(jù)一方的局面，這些軍閥主觀上為了提升自身的軟實力，比較重視教育，客觀上也促進了當?shù)亟逃陌l(fā)展。
學費不全免 政府發(fā)“栽培費”
現(xiàn)在的義務教育是九年制：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全部修完，義務教育才算完成。其實，民國也有義務教育。不過，最初不叫義務教育，叫“強迫教育”,意思是政府逼著家長把孩子往學校里送。國民政府成立的前后幾年里，“義務教育”的說法才漸漸取代“強迫教育”.
民國時，義務教育的年限要求比現(xiàn)在低：小學一畢業(yè)，義務教育就算完成了，至于念不念中學，政府不強求。
民國時期，小學由“初小”和“高小”組成。國民小學又叫“初等小學”,簡稱“初小”,指的是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有的初小還包括四年級）；高等小學簡稱“高小”,指的是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有的高小不包括四年級）。
在某些省份，例如北洋時期的江蘇，政府強令小孩一直念完高小；而在另一些省份，例如北洋時期的山西，念完初小就行了，高小并不在義務教育的范圍之內(nèi)。
雖說是義務教育，學費沒能全免。例如民國六年（1917年），江蘇省立第三師范附屬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其中念初小的學生每人每年要交學費2.2元（指銀元，下同），念高小的學生每人每年要交學費4.4元，學生如果住校，每年還得加收1.5元的住宿費。再比如廣東公立第二十四國民學校，只有一、二、三年級，完全屬于義務教育，學生每人每年得交6元的學費。
在當時，如果學校有困難，政府還有財政補貼。當時管這筆補貼叫做“栽培費”.比如上文提到的廣東公立第二十四國民小學，它于民國四年（1915年）開辦，當時全校總共3個年級，分成4個班，每班學生40多名（當時標準班級是42名學生），男女生都有。一個學生一年6元的學費，全校加起來1000多元，這點兒錢，連給老師發(fā)工資都不夠，更別提別的開支了。在民國六年，廣東省財政撥給它的栽培費是2172元，折成人民幣約16萬元。由此可見，在學校經(jīng)費里面，政府撥的栽培費占大頭，學生交的學費只占一小部分。當時，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上學讀書，針對這種情況，也有人創(chuàng)辦了“希望小學”.
民國時期，駐守江蘇的軍閥叫齊燮元，他是吳佩孚的部下，后來在日軍侵華期間當了漢奸。但他也曾留下了一段值得銘記的功績：在江蘇建立“希望小學”.
當時，齊燮元在南京創(chuàng)辦過一所很大的貧兒院，專收家庭困難、沒條件讀書的孩子。民國十年（1921年），齊燮元招收了430個男生，320個女生，規(guī)模比當時南京最大的國民小學都要大。這些學生不用交學費，不用交住宿費，學校還發(fā)給他們衣服和零花錢。經(jīng)費從哪兒來呢？剛開始是齊燮元自己掏腰包，后來是財政撥款。另外，學生在手工課上學會木工、刺繡之后，也經(jīng)常做些玩具、蘇繡、食品袋，周末時拿到夫子廟去賣，賣的錢也能補貼一部分學校的開支。
山西推行“強迫教育”
民國時期的各派軍閥中，閻錫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在統(tǒng)治山西的三十余年里，他推行了多項措施，其中，對教育尤為關注。
最初，閻錫山在山西推廣義務教育，頗有幾分“強迫”的味道。
閻錫山的方法是這樣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義務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縣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戶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莊推行。即先城市后鄉(xiāng)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漸進，一步一步走。
在最開始，山西的大部分老百姓對義務教育并不感冒。首先，搞義務教育得花錢，這錢當然不能從閻督軍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還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間雖富，富的是商人和礦主，普通農(nóng)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戶一年攢不到兩塊大洋，其中一塊半得交給政府去辦義務教育，他們不情愿。
其次，辦學得有校舍，閻錫山雷厲風行，要求全省從省會到村莊幾年內(nèi)統(tǒng)統(tǒng)建起國民小學，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話，不但財力上不允許，時間上也不允許，所以得把孔廟、土地廟、關帝廟、龍王爺廟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給占了，而占用孔廟必然招到封建遺老的反對，占用其他廟宇又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對。
最后，民國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間裹腳的風氣依然盛行，而閻錫山最反對裹腳，還把嚴禁女人纏足的條例寫進了他親自撰寫的《人民須知》里，當做全省學校的必修課，這是跟民風唱反調(diào)。
所以，一開始老百姓都很反對，閻錫山推廣起義務教育來也是阻力重重。好在閻錫山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過去，用武力“彈壓”.
太原城西15華里，有個東社村，民國九年（1920年），閻錫山在該村普及國民小學，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龍王廟，村民迷信，怕沖了龍王爺，群起而攻之，老師什么時候去上課，什么時候挨村民的打。閻錫山聽說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將、混成旅旅長趙茨龍前去。趙茨龍帶了一個排，荷槍實彈進了東社村，老師去上課，他們就在龍王廟門口站崗，再也沒人敢搗亂了。
問題是，山西那么大，村莊那么多，閻錫山把軍隊全派出去，也不夠站崗的。為了使建校更順利，閻錫山想出一招兒：直接讓軍官去辦學。他給手下的旅長、團長、營長、排長都下了硬指標：每人包定幾個村，在兩年內(nèi)把學校建起來，建成以后，他們直接擔任該學校的校長。
這些措施起到了明顯的效果。民國元年（1912年），山西學齡兒童（該省規(guī)定7歲到13歲為接受義務教育的年齡）上學的不到20%,閻錫山從民國五年（1916年）擔任山西督軍，民國七年（1918年）起開始在山西推行義務教育，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全省學齡兒童就學比例已經(jīng)達到了80%.
閻錫山手下混成旅旅長趙茨龍，還曾協(xié)助閻錫山創(chuàng)辦山西國民師范學校，并擔任了該校的校長。在后來的幾年里，這所學校為山西全省培養(yǎng)了一批批非常優(yōu)秀的小學教師。
閻錫山的同學、山西省軍械局局長張維清，則在太原西郊創(chuàng)辦了一所國民小學。張維清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yè)生，會講流利的日語和英語，該校的外語課就由張維清來擔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導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居然能用英語跟外國人順利交流。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軍官都像趙茨龍和張維清那樣有辦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軍官只會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對教育更是談不上熱愛，讓他們?nèi)マk學校，好處是能夠迅速完成任務，壞處則是質(zhì)量良莠不齊。
閻錫山以強硬的方式這樣推行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閻錫山恨鐵不成鋼，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時代，中國教育落后，處處挨打，處處讓外國人瞧不起，給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有識之士留下了慘痛教訓，所以閻錫山執(zhí)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山西的教育搞起來。他說：“凡上過學的人，智識就高了，身體也壯了，為父母的無論如何貧窮，總要使子女上學。哪一國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別國的欺負，也就和鄉(xiāng)下哪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別家欺負是一樣的。”
廣東普及新式教育和社會教育
民國時期，廣東的教育走在全國前列，這與粵系軍閥陳炯明的所作所為有著極大的關系。民國十年（1921年），陳炯明為了推動廣東教育，成立了廣東省教育委員會，聘請當時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當委員長，將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同時推進，做了很多有建設性的工作。
那時候，民間比較守舊，沒文化的人不重視教育，有文化的遺老反對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氣建成了國民小學和高等小學，每年又給公辦學校補貼了那么多栽培費，大多數(shù)家長卻不愿意把孩子送進學校。
以廣州為例，當時規(guī)定6歲到13歲為入學年齡，這個年齡的孩子只要沒有殘障和精神疾病，必須接受新式學校的義務教育，可是截至民國九年（1920年），全市57328名學齡兒童，上學念書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約一半的小孩（調(diào)查數(shù)據(jù)是13000人）讀的還是私塾。是因為家長沒錢，上不起新式學校嗎？不是。私塾沒有財政補貼，學費比新式學校還要高，公辦小學一年收費六七元，個別學校甚至收費更低，而私塾收費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念得起新式學校。
家長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學校就讀，主要原因有兩個：一、認為讀四書五經(jīng)比讀數(shù)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慣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勝利以后十多年，廣州市區(qū)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國民小學的數(shù)量還要多得多。
為了改變這個現(xiàn)狀，時任廣東省省長的陳炯明聽取陳獨秀的建議，成立“巡回教員”制度，也就是給新式學校的老師發(fā)補貼，讓他們在課余時間輪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課，給私塾里的學生講四書五經(jīng)之外的新知識，重點是教他們手工課和算盤。這樣半年時間過去，家長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書善畫，還學會了打算盤，小小年紀就能幫著大人做生意，都很高興，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處，于是也漸漸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學校就讀了。
陳獨秀還建議陳炯明大搞社會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養(yǎng)，陳炯明也一一聽取。當時社會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種：
一、辦市民大學，請文化名人辦固定講座，每個講座持續(xù)講7個星期，市民免費入場聽講；二、搞通俗講演，省教育委員會聘請8個“講演員”,在全省宣講新思想和新式知識；三、設流動圖書館，當時叫做“巡回文庫”,由省里出資購買一大批圖書，每天一大早像灑水車一樣搖著鈴巡回于各個街道，讓市民免費借閱，車輛通不過的內(nèi)街，挑著書箱往里面送。
民國十年，美國教育家孟祿來到廣州，參觀了幾所國民小學，也聽了幾堂通俗講演，稱贊“廣東教育和美國教育一樣好”.他的話有些夸張，但也說明當時廣東得風氣之先，教育辦得不錯。
與之相應的，廣東省教師的工資也得以提升。民國十年以前，廣州教師的工資偏低，正式教員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國十年以后，教師工資得以大幅度提升，級別最低的九級教員每月也能領到30元薪水，級別最高的一級教員每月則能領到125元薪水，當時任課教師一般還都兼任學校的會計、校監(jiān)、教務主任等行政職務，所以每月還能領到一些“勤務俸”,相當于半個月的工資。
東北四成經(jīng)費用于辦學
奉系軍閥張作霖，對教育也很重視。民國五年（1916年），張作霖出任奉天省長，剛上任就說：“學務為造就人才之所，振興國家之基，關系最重，而奉天又處特別地位，若不從整頓教育入手，更無以希望。”他還訓令東北各縣縣長（時稱“縣知事”），要求每個縣每年的教育經(jīng)費務必占到全縣年度總經(jīng)費的40%,哪個縣達不到這個標準，把縣長開除公職。他規(guī)定的這個教育經(jīng)費比例，比廣東、浙江、江蘇等省份都要高。
民國七年（1918年），奉天國立師范學校成立，學生在該校就讀，學雜費一律免收。當時師資力量嚴重短缺，為了多培養(yǎng)教學人才，其他省份如廣東、江蘇、河南、山西等地的師范學校，也免收學雜費，但張作霖更進一步，給在師范學校讀書的學生免費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當不錯，有菜有湯，周末還有大肉和海參打牙祭。
民國九年（1920年），由于北洋政府經(jīng)費欠缺，在日本留學的幾千名公費留學生沒有了經(jīng)濟來源，張作霖聽說后，自己掏腰包，給他們匯去10萬大洋。
民國十年（1921年），美國教育家孟祿訪華，在東北跟張作霖座談，談到給留學生匯款這件事，張作霖說：“這些人都是外省的，東西南北都有，他們都是國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說：“凡國家若想富強，哪有不注重教育、實業(yè)會能成功的呢？”平心而論，張作霖給留學生匯款的10萬大洋，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當奉天省長期間，年薪不過幾千大洋，平時開銷極大（賞賜廚師和副官，動輒上千），自己花都不夠，不搜刮民財?shù)脑?，是拿不?0萬大洋來的，不過總比被糟蹋了強。
民國十二年（1923年），東北大學正式成立，張作霖每年批給這所大學的經(jīng)費是大洋160萬元，而當時南開大學常年經(jīng)費是40萬元，北京大學常年經(jīng)費是90萬元，清華大學加上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補貼，每年經(jīng)費也只有120萬元。張作霖有句名言：“寧可少養(yǎng)五萬陸軍，也要辦東北大學！”據(jù)《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