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北美名醫(yī)在中國家喻戶曉，

　　毛澤東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高度評價了這位“國際主義戰(zhàn)士”；

　　這，幾乎構成了中國人對他的全部認識。

　　然而今天，來到廣州的“白求恩生平展”，

　　卻變換一個角度，

　　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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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拢保等?，“白求恩生平展”在廣州大元帥府紀念館舉行。作為中加建交４０周年文化交流項目的主角，這個中國人最熟悉的加拿大人，“來到”了廣州。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當加拿大駐華大使馬大維用不怎么流利的中文念到這句評價時，在場的中國人無不會心而笑。正是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讓這個外國人在中國家喻戶曉。

　　毛澤東用五個“人”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高度評價了這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而《紀念白求恩》一文曾是億萬中國人爛熟于心的“老三篇”之一，這篇僅千余字的文章幾乎構成了中國人對白求恩的全部認識。

　　白求恩終年４９歲，在華時間僅一年零八個月，但這段經歷所發(fā)出的光芒，仿佛遮蓋了完整的白求恩：他的傳統(tǒng)教會家庭、他一生中始終牽掛的女人、他的繪畫詩歌與攝影、他來華之前已經取得一番成就的事業(yè)、他在精神生活上的困局與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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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一個傳統(tǒng)教會家庭

　　“母親給了我一個傳道家的性格，父親給了我一股要行動的熱勁。”白求恩這樣總結家庭對他的影響。而在加拿大歷史學家、白求恩紀念館顧問羅德瑞克·斯圖爾特看來，白求恩自小就有著某些核心信念。從基督教信仰到共產主義，白求恩的一生經歷了重大轉身，但他內心的一些價值觀始終沒變。

　　1890年，白求恩出生在一個傳統(tǒng)的教會家庭中。他的家族自大洋彼岸的西歐，作為拓荒者來到新大陸。白求恩的高祖父約翰牧師于18世紀末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建立了第一個長老教會。而白求恩的父母，都是十分虔誠的基督徒，父親是牧師，母親是傳教士。

　　對成長中的白求恩而言，家庭給予他的教育來自基督教———為民眾服務，無私奉獻和努力幫助他人。

　　中學畢業(yè)后，熱愛足球的白求恩選擇了和祖父相同的職業(yè)：醫(yī)生。1909年，他進入祖父曾參與創(chuàng)辦的多倫多大學醫(yī)學院。青年白求恩并沒有埋頭書齋，1911年，他中斷學業(yè)，去到北部的邊疆地區(qū)，和那里從事伐木的新移民住在一起，并教授他們基本的英語聽說讀寫。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白求恩再次中斷學業(yè)，應征入伍，加入了第二戰(zhàn)地醫(yī)療團，赴前線參加人道救援工作。而在比利時，他腿部受傷，被迫退出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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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北美著名胸外科醫(yī)生

　　戰(zhàn)爭讓青年白求恩感受到生命的無常。“在某種程度上，他不再相信上帝，因此陷入困境，思想上形成真空”，羅德瑞克在今年5月出版的最新專著《鳳凰涅槃：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中指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成為了一個無神論者。他保留了其中的價值觀，仍想服務和幫助他人。如果不這樣做，他的良心便困擾著他，他會感到內疚”。

　　1926年，白求恩面臨著人生第一個重大考驗：他患上了當時無法醫(yī)治的絕癥———肺結核。與此同時，為了不連累年輕的妻子，他堅持與之離婚，獨自面對死亡。在療養(yǎng)院里，白求恩主動要求醫(yī)生對其實施當時技術尚未成熟的“人工氣胸療法”。

　　手術成功后，年近四十的白求恩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胸外科手術的研究上，從1928年4月起，他先后發(fā)表了十多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研制和革新了30多種外科器械。其中用于修剪肋骨的“白求恩肋骨剪”，在80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

　　他在蒙特利爾圣心醫(yī)院擔任胸外科主任，把這個新設立的科從一無所有發(fā)展到一年可醫(yī)治1100名肺結核病人。到上世紀30年代，他已經是北美胸外科領域的著名專家，曾連續(xù)兩屆被選為美洲胸外科醫(yī)生協(xié)會的五人執(zhí)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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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入困局：

　　醫(yī)術再高明，無法幫助更多人

　　然而，白求恩再次陷入困局之中。

　　他發(fā)現即便自己醫(yī)術再高明，仍無法為很多人祛除疾病。“富人有富人肺結核，窮人有窮人肺結核。富人復原而窮人死亡。”他寫道。如何進行根本而又徹底的調整？醫(yī)生個體根本無能為力。

　　1935年，白求恩在萬里之外的東方似乎找到了問題的解決方案。那年夏天，剛過完45歲生日的白求恩抵達列寧格勒，參加蘇聯(lián)舉辦的國際生理學大會。在蘇聯(lián)的安排下，他參觀了當地的醫(yī)療設施，并興奮地帶走了許多材料和紀念品。在古老的俄羅斯，他受到了很大鼓舞。

　　從蘇聯(lián)回來后的白求恩，到處發(fā)表文章、演說，鼓吹社會化醫(yī)療制，甚至為蘇維埃制度辯護。“雖然他認為，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形式不適合于加拿大，因為想要暢所欲言，在蘇聯(lián)不行，”羅德瑞克說，“但是，兩個星期后，他加入了共產黨，可能只是因為相比其他而言，那是他最后的希望，對他是一個新的宗教。因為人人平等這種共產主義的民主形式，他真的相信。”

　　白求恩的想法在當時的北美難以被主流社會接受，于是，他決定放棄擁有的一切財富、社會地位，接受“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員會”的邀請。

　　他先赴西班牙建立戰(zhàn)地輸血隊，最后來到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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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天國到人間

　　“我們的軍隊使天國和人間更接近了！”白求恩曾這樣評價八路軍。在延安，白求恩感受到簡單、純粹而質樸的氛圍，這使得與上流社會頻頻發(fā)生沖突的他突然找到了契合自己的精神歸宿。

　　“我已經愛上他們了，我知道他們也愛我。”他在信中如此概括自己與延安及晉察冀地區(qū)軍民的關系。而在人生最后的時刻，白求恩更把在中國的近20個月稱為“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時日”。

　　“他在中國找到了他真正需要的東西，他真正想做的事情。”羅德瑞克認為，從“一個復雜而變化無常的人”，一個西方世界的“叛逆者”轉變?yōu)閼?zhàn)斗在西班牙、中國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是白求恩一生中“最成熟的一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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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求恩，一個專屬名字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時，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12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與白求恩只有一面之緣的毛澤東題了挽詞，寫下《紀念白求恩》一文，文章把白求恩定位為“革命道德的模范”。

　　他的遺體葬在唐縣，1949年遷葬到石家莊的華北軍區(qū)烈士陵園。陵園中僅有的兩座雕像是為他和柯棣華大夫立的。他是被中國政府豎立雕像的第一位外國人。

　　在中國，白求恩成為一個專屬名字。在新華社《英語姓名譯名手冊》中，他的英文名字“Norman Bethune”成為專有名字，特意翻譯成人們熟知的“白求恩”，而其他“Bethune”翻譯為“貝修恩”，不譯為“白求恩”。

　　1994年，國家衛(wèi)生部設立白求恩獎章，是衛(wèi)生系統(tǒng)最高榮譽，至今僅37人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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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人一度反對贊美白求恩，因為他是共產黨員

　　1937年，白求恩坦然放下故國的一切，來到中國。而他回到加拿大，卻是在去世33年后。

　　白求恩兩次婚姻，沒有子女。和他見過面的家人至今均已作古。我們只有在1973年CBC采訪白求恩外甥女貝蒂·科內爾的資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樣的。

　　“舅舅1935年11月加入共產黨后，我們家感到非常尷尬。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樣，我母親對他為人類事業(yè)作出貢獻感到自豪……他加入共產黨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醫(yī)療事業(yè)……窮人經常承擔不起醫(yī)療費用，而他認為每個人都應得到國家提供的藥物和治療。”貝蒂說。

　　但中西方冷戰(zhàn)期間，依然有加拿大人對白求恩抱有興趣?！而P凰涅槃：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一書的作者羅德瑞克·斯圖爾特就是其中一個。

　　1969年，他在多倫多大學附中教授歷史時，學生對加拿大電影局制作的白求恩紀錄片很感興趣，這也引發(fā)了他的思考。

　　在此后40余年間，他多次來到中國。在寫《鳳凰涅槃：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之前，他和妻子已經出版了4部有關白求恩的著作。但其他加拿大人對這些書并不感冒。“當我上世紀70年代賣書的時候，許多加拿大人反對贊美白求恩，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而同樣情況發(fā)生在白求恩的戰(zhàn)友、傳記作家泰德·阿蘭和希尼·戈登身上。他們在1952年出版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得到了中國方面的重視，時任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親筆作序。該書在全世界賣出幾百萬冊，但在加拿大本國的銷量只有1.6萬冊。

　　“白求恩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雖然那在加拿大并非主流。”現任加拿大駐華大使馬大維更欣賞白求恩對信念的堅持，“他對今天的加拿大產生著很多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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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鄉(xiāng)成為知名人士

　　直到1972年，白求恩的“蹤影”才逐漸出現在他的故鄉(xiāng)。上世紀70年代，冷戰(zhàn)格局發(fā)生重大變化。1970年，特魯多領導的加拿大政府早于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隨著1972年尼克松訪華，特魯多于1973年正式訪問中國，并特意贈送給中國政府白求恩生前發(fā)明并使用過的醫(yī)療器械———“肋骨剪”和“鐵制助理醫(yī)生”。這兩件物品隨后被文物部門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是年，加拿大政府追認白求恩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加拿大英雄”。本來默默無聞的白求恩，逐漸在家鄉(xiāng)成為知名人士。加拿大約克大學以他命名了一個“諾爾曼·白求恩學院”，他家鄉(xiāng)安大略省斯卡區(qū)的一所中學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產黨員身份而回避。但他們對白求恩的理解，卻非中國人所熟知、毛澤東所言的“真正共產主義者”，而是一位醫(yī)生，一位人道主義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鎮(zhèn)，也豎立著一尊白求恩銅像。除了加拿大官方語言英語和法語外，還特別配有為中國游客準備的中文介紹：“胸外科及戰(zhàn)地醫(yī)生、發(fā)明家、社會化醫(yī)療制度的倡導者、藝術家、人道主義者。生于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大夫以他在醫(yī)療和追求人類幸福事業(yè)中所作出的努力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國贏得了公認。”

　　白求恩的故居也成為加拿大一大景點。白求恩1939年在中國去世后不久，這里就轉賣給了別人。直到1976年，加拿大政府才購下了白求恩的父親在格雷文赫斯特的住宅，將其恢復到1890年白求恩誕生時的樣子，又把鄰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紀念館”?，F在，光臨那里的?？停允墙j繹不絕的中國游客。

　　而在今天，“白求恩生平展”則是加拿大方面在華文化活動的重要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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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一位藝術家

　　據白求恩的外甥女貝蒂回憶，因白求恩共產黨員的身份讓家人感到尷尬，上世紀50年代初，他們銷毀了白求恩和共產黨有關的物品，所以現在保留下來的，以他的畫作為主。

　　白求恩的藝術愛好，早在倫敦服役期間已經顯露。他曾這樣解釋自己的藝術投資：“我喜歡藝術。我不久就發(fā)覺一件很妙的事：許多很有錢的人對藝術卻一竅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鑒定的本領來了。”后來，他自己也備辦了粘泥、顏料和畫布，繪畫自己少年時代擊水的英姿。

　　在身患肺結核療養(yǎng)期間，白求恩就在病房的墻壁上作畫，“通過寓言的形式，一邊取悅自己和同室的病友，一邊講述過去的生活和對未來的預測。”在這些壁畫邊上，他還為畫作配上詩句。最后，他把這套壁畫題名為：《一個肺結核患者的歷程：一幕九場的痛苦的戲劇》。

　　出院后，事業(yè)有成的白求恩在家中開辦了一所免費的兒童美術學校；每到星期六早晨，他就帶孩子們去各美術館。

　　一位名叫泰德·阿蘭的左翼作家回憶，當時白求恩還把自己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購買當地藝術家的作品，以資助那些生活窘困的本土藝術家。

　　就是在奔赴槍林彈雨的前線，他都不曾放下畫筆和相機。

　　在西班牙，他所寫的詩歌《血色月亮》被刊登在1937年的左翼雜志上。歸來后，他攜帶著他和攝影師戈扎·卡帕西合作制作的紀錄片《西班牙心臟》在北美進行巡回演說，為反法西斯戰(zhàn)斗募捐。

　　1938年，他更利用業(yè)余時間在延安畫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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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妻是他生命盡頭的眷戀 

　　“當我動身去溫哥華以前在蒙特利爾看到你的時候，我想講明白為什么我要到中國去。我不知道我講明白沒有，”1937年，當白求恩剛踏上中國的土地時，他就在信紙上寫下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我拒絕生活在一個充滿屠殺和腐敗的世界里，我拒絕以默認或忽視的態(tài)度面對那些貪得無厭之徒。”

　　“我現在到中國去，因為我覺得那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是我最能夠發(fā)揮作用的地方。”這些袒露的心跡，都通過郵差之手傳遞給了一個人———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絲·坎貝爾·彭尼。而在1937年的那次見面之后，他們此生再沒相見。

　　白求恩永遠都會記得1923年秋天。那年他34歲，剛到愛丁堡參加外科醫(yī)學會會員考試。那年，老天讓他花光了所有運氣，遇上了弗朗西絲，一位讓他一生的感情都糾纏在她身上的女人。

　　“那是一聽鐘情，”白求恩總愛這么說，她身上有“一種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脫俗、加上不平凡的聰明”。在他看來，弗朗西絲說話時柔和悅耳的愛丁堡聲調，比酒更醉人。

　　在考試后兩三個月，他們在倫敦閃婚了。但這時候的白求恩身無分文，剛從家里繼承遺產的妻子不愿讓他的事業(yè)受挫，拿出遺產和他到歐洲去，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學。

　　但好景不長。兩人性格相反，白求恩性格急躁，弗朗西絲內心細膩，因此經常吵架。

　　1926年，當他們的婚姻即將迎來3周年紀念時，白求恩患上了當時無藥可治的肺結核。他把妻子叫到跟前，用不容商量的語氣對她說：“我快死了，你前面還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離婚，走你自己的路。”

　　白求恩甚至以離婚作為自己去療養(yǎng)院接受治療的條件。

　　妻子毫無辦法。

　　在畫滿壁畫的病房里，白求恩收到了離婚判決書。

　　他們的關系后來因白求恩的病情好轉而轉好，并在白求恩痊愈后復婚，但因專注于工作的白求恩依然常常忽略妻子的感受，復婚一年后，弗朗西絲提出了離婚。

　　白求恩的反應富于戲劇性：起先他大發(fā)雷霆，把她嚇住了；突然又表現得寬宏大量，使她大吃一驚———既然她只有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他們應該馬上離婚！

　　其實這時的白求恩心里非常難過。在醫(yī)院里，同事們注意到他愈來愈容易動氣?？臻e的時間，他不是狂熱地參加社交生活，就是一個人孤獨地想心事。

　　他開始流連各種社交場合，結識許多女朋友。同時，他不斷地向弗朗西絲保證他贊成她獲得新婚姻。

　　但是有一天，一位朋友到他房間里去，卻看到角落里有個大洋娃娃，白求恩憤懣地說：“這是我婚姻的唯一后嗣。關于它，弗朗西絲和我有一個諒解：它要和我在一起過6個月，然后和弗朗西絲過6個月……”

　　在旁人面前，白求恩仍堅持以“我的妻子”來稱呼弗朗西絲。

　　對白求恩來說，縱然與再多的女人交往，只有弗朗西絲是他心靈的落腳點。當他做手術失敗時，他需要馬上來到弗朗西絲面前，向她傾訴內心的脆弱與自責。

　　1936年的冬天將至時，白求恩決心離開這個滿載回憶的地方。他寫好辭職信，并立下遺囑：兒童美術學校在能夠靠公眾捐款維持之前，可以從他的銀行存款里取錢用。弗朗西絲有權處理他的一切財務。萬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財物都歸她所有。

　　3個星期后，他動身前往戰(zhàn)火紛飛的西班牙。

　　3年之后，白求恩在中國華北的一個小村莊里寫下他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話。在那封給聶榮臻的信中，他把自己隨身的物品都分送給了加拿大和中國的同志。而這位國際共產主義戰(zhàn)士在遺囑里提出了唯一一個私人請求：“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生活款子。”

　　“我對她所負的責任很重，決不能因為沒錢而把她遺棄了。”那位已經沒有婚姻關系的妻子是他生命盡頭的眷戀，“請幫我向她說明，我對不起她！但同時告訴她，我曾經快樂過。”

據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