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認為，中南海的分裂之勢，并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臺彌合無隙。危機依然存在。幾周以前還在同仇敵愾地對付“四人幫”的人們，現(xiàn)在卻已經(jīng)分成兩個陣營了。這一次，問題的焦點不是誰來當主席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放鄧小平出山。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作者：凌志軍 馬立誠，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國曾經(jīng)怎樣批判鄧小平

20世紀90年代，人們所說的鄧小平理論已經(jīng)成為共產(chǎn)黨的指導思想，也即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個時候，鄧小平的理論不僅不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主流，而且簡直就是被當做逆流來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就可以看到種種批判鄧小平的文章。這些文章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風源、“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quán)派”、“鄧納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說鄧的言論是“賣國主義”、是“洋奴哲學”、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就算是發(fā)泄對“四人幫”的種種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鄧小平的那些話說了出來。比如《解放軍報》說：“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chǎn)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chǎn)黨內(nèi)，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走資派還在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nèi)資產(chǎn)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伙資產(chǎn)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這不是把當初“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話，如今又拿來批判“四人幫”了么。

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認為，中南海的分裂之勢，并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臺彌合無隙。危機依然存在。幾周以前還在同仇敵愾地對付“四人幫”的人們，現(xiàn)在卻已經(jīng)分成兩個陣營了。這一次，問題的焦點不是誰來當主席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放鄧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對鄧小平的聯(lián)盟似乎具有壓倒的優(yōu)勢。他們掌握著實際的權(quán)力，又有毛澤東批判鄧小平的“圣諭”在握。老實說，這個聯(lián)盟本來就是毛澤東組成的，包括華國鋒、汪東興、吳德、李鑫這些人，在政治局內(nèi)部，可能還有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他們?nèi)假澇纱虻灌囆∑降乃缹︻^“四人幫”，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同鄧小平是同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

事實上，他們幾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為鄧小平這些人倒了霉，他們也許根本無緣走到中南海里來。比如李鑫，他曾經(jīng)是康生的秘書，后來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自從張春橋、姚文元一干文人垮臺之后，他就成了華國鋒倚重的筆桿子。比如吳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他還是京城百萬人的“雙慶大會”的主持者。當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門鎮(zhèn)壓群眾的組織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經(jīng)明確地宣示，鄧小平是“鄧納吉”，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揮者。直到現(xiàn)在也還堅決認定鄧的罪狀已成定論。撇開這些全都不說，論本事，吳德也認為，“他比我們的毛主席差遠了”。

至于汪東興，就更加令人畏懼。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隨在毛澤東左右，從延安直到中南海，沒有間斷。他自稱現(xiàn)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平心而論，這并非沒有一點根據(jù)，更何況他的手里還掌握著毛澤東親筆批閱過的大部分文件。也許是由于這些政治資源，他才能夠理直氣壯地說：“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他那兩下子比我們?nèi)A主席差遠了。”

至于鄧小平，這個時候也表現(xiàn)出相當程度的謙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華國鋒，描述了他為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高興。但是鄧小平的友善并沒有引起華國鋒的回應。他將鄧小平的信棄之一旁，轉(zhuǎn)身就去參加“雙慶大會”去了。


“雙慶”會結(jié)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鄧”的聲音就卷土重來。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還是不能安分。他們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上向著英明領袖華國鋒歡呼，可是一出來就覺得少了點什么。“少了鄧小平”，一個記者說。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如此嚴重，華國鋒但憑一己之力，能夠力挽狂瀾嗎？于是大家都開始懷念鄧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闊斧整治國家之舉，都認為現(xiàn)在他要是能夠出來，必定有所作為?？墒青囆∑絽s還背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醫(yī)院里面閑居著，未免叫人著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幾個教師和學生，開始收集數(shù)月前天安門廣場上流傳的那些“反動詩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個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沒有被抓走的人居然會把那么多的“反動詩歌”隱匿起來。報紙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處搜捕，民兵日夜監(jiān)視，黨的組織無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這些“反動詩歌”來。現(xiàn)在聽說有人要把這些東西整理編輯出版，詩歌就從大街小巷里面紛紛涌出來。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整整一周年。為紀念周總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師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童懷周”。不久以后，他們居然把那些詩歌出版了。書名叫做《天安門革命詩文選》，上下兩卷，共計1032頁，國人讀之如飲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幾位雖然不高興，卻又實在說不出什么來。

但是，同樣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還有更加露骨地為鄧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發(fā)生了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大約十幾個青年，在京城中心長安街上，用碩大的排筆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動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兇。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頗有名氣。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來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個學生，后來成為北京中學紅衛(wèi)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然后他參軍，入黨，復員，當工人。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經(jīng)歷是在1976年清明節(jié)參與了“天安門廣場事件”。

1976年清明節(jié)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人有200萬之多?；ㄈ?、默哀、演講、詩歌……鋪天蓋地。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來，實則全都在詛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甚至還敢大罵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鄧小平喊冤。

當天晚上，華國鋒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員商討對策，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性質(zhì)的反撲”。

毫無疑問，必須堅決鎮(zhèn)壓。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開進了廣場，將所有的花圈、挽聯(lián)和詩詞一掃而空。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寶劍，為所欲為。如果有誰上前阻止他們的行動或者稍稍表示不滿，立即被逮捕收監(jiān)。到天亮的時候，已經(jīng)抓走了57個人，廣場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這個時候，消息傳遍了全城。

于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廣場，嘴里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zhàn)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但是，警察可不僅僅只有拳頭，他們手里都拿著棍子，把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許老百姓進入。

于是，游行的隊伍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東南角的一座樓宇里面，和民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們談判。他們強烈地要求歸還花圈和釋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揮官們則傲慢地說，如果再不停止這種“反革命的行徑”，就要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雙方毫不妥協(xié)，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分手。憤怒的人群開始砸毀汽車，煙霧彌漫在廣場上空。沖突愈演愈烈，警察揮舞著棍子沖向人群，有人受傷了，鮮血留在廣場上。人聲鼎沸。

幾個小時以后，吳德在廣播當中發(fā)表講話，他用異常嚴厲的口氣威脅那些堅守在廣場上的人們：如果不立即離開廣場，一切后果自負。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威脅當中離開了。但是還有200多人不肯退卻。他們手無寸鐵但卻意志如鋼。他們堅守在廣場也堅守著信念，更何況他們過去幾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們不相信共產(chǎn)黨和解放軍真的會來鎮(zhèn)壓他們。

但是才過了幾十分鐘，一大片草綠色的人群就向他們擠壓過來。有5個營的軍隊，有10000多民兵，還有至少3000個警察。他們將廣場的200多人團團圍住，然后全部逮捕，一個也不剩。第二天，報紙上宣布，天安門廣場發(fā)生了反革命暴亂。又過了一天，黨中央宣布說，根據(jù)毛主席的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天安門廣場終被清理干凈了。但是就從那一刻開始，李冬民就成為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擁護“走資派”的人了。

現(xiàn)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李冬民這樣的人從陰暗的角落里面走出來，公然地到長安大街這種萬目所矚的地方來“招搖”，可想而見“反革命氣焰”十足地囂張，也許，他們的背后還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大街上謠言紛起，有人說“批鄧”批錯了，鄧小平就要出山。還有人說毛澤東彌留之際對鎮(zhèn)壓天安門廣場頗有悔意。在那些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看來，這些事情就足以證明李冬民的行動乃是一種社會的潛流。

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對于反鄧聯(lián)盟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倘若不能嚴加約束，事態(tài)極有擴大的可能。遼寧省旅大市革委會大門口，不是也有人在張貼大字報批評吳德和陳錫聯(lián)，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么。事情發(fā)生在京城，自當由吳德來處置。“反革命分子。”吳德堅定不移地說。市委書記這樣一句話，李冬民立即就被關進了監(jiān)獄。2月8日，中南海發(fā)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傳播出去的“政治謠言”。一時間，京城的氣氛又緊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