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層的原因是，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他第一次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并且這次科舉也使他的眼界開闊了許多，在寧波，他聽到廢科舉、興學校的議論；發(fā)現(xiàn)那些熟讀圣賢書的學子在試辦新學堂，而且開始教授從西方傳入的數(shù)理化課程；聽說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讓李鴻章搞“洋務運動”，與外國人頻繁來往。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層層波瀾。

回家之后，他考慮再三，決定去奉化縣城的鳳麓學堂接受新學教育。他的母親雖然覺得功名無望，但希望兒子做生意，振興家業(yè)，便對蔣說：“到寧波學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鳳舅舅幫忙，他在寧波做生意。”蔣介石回絕道：“孩兒立志要干一番大事業(yè)。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別人的顏色行事，我絕不做生意！”這樣，王氏在征求蔣妻毛福梅的意見后，只好同意了兒子的意愿，蔣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鳳麓學堂求學。然而，鳳麓學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舊的學校，新瓶裝舊酒，雖然也開設了一點英文、算術(shù)之類的課程，但主要還是《禮記》《周禮》等陳舊的東西；教師多是迂腐守舊之徒，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同學們推舉蔣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學內(nèi)容，他在陳述理由時，“盛氣趨前，情態(tài)激烈”，激怒了校方，聲言要扭送官府查辦。蔣介石憤然退學。

后經(jīng)舅父孫琴鳳的介紹，他被送到寧波箭金學堂。在箭金學堂讀書期間，博學的顧清廉老師，教學生們讀周秦諸子、《孫子兵法》、《說文解字》，講世界大勢，鼓勵學生出洋留學，使蔣第一次知道當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孫中山先生。顧還將自己一部心愛的經(jīng)過一番圈點的《曾文正公集》贈給蔣介石。這是一部對蔣介石來說堪稱《圣經(jīng)》的書，蔣對曾崇拜有加，視曾國藩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會新風的影響。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大動蕩的年代，隨著以士為首的國民社會的解體，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開始出現(xiàn)好男兒投筆從戎的風尚，人們把眼光紛紛投向那些原來根本不注意的軍事學堂或者法政學校，以便從那里找到發(fā)展的門徑。同時，留學日本也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說：“青年欲大成求新，當出國留學異邦。”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1906年春，他乘船東渡日本求學，因沒有朝廷公派文書未能如愿?；貒?，考入了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學習。第二年，由于在學堂表現(xiàn)出色，加上自己有意爭取，經(jīng)過考試被公派去日本軍校留學。這對于他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于是他緊緊地把握，不顧母親和妻子的反對和阻撓，再次東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讀日本士官預備學校――掁武學校。1910年畢業(yè)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駐新瀉縣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lián)隊，佩二等兵軍銜，后升為上等兵，也稱士官候補生。當兵期間，平常很少說話，沒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過讓他和普通的兵一樣，派去掃馬房的時候，他的臉上現(xiàn)出難為情的神色。由于軍隊里的軍紀關系，一切都是遵照長官的明令，不得不服從。

在日本學習軍事和當兵實習，使他對治軍有所感悟，認為“一國軍隊如果做到精強戰(zhàn)力，就要有三個要素：絕對服從命令；軍隊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軍隊為士兵最優(yōu)良的職業(yè)學校。”

評析：

少年蔣介石沒有因循長輩為其設計的通過獲取功名走仕途發(fā)達之路的人生軌跡，而是棄文習武。促成他做出這樣選擇既有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確定人生目標追求是最大特點，就是勇于摒棄舊俗，大膽接受新風。戊戌變法后，科舉制度雖然依舊進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蔣介石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同時，他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即倡導學習西方文明的新學，以及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為一種時尚，并潛意識地把自己人生目標追求，同這種新的社會風氣聯(lián)系起來。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