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潘先生全面接觸是從1952年開始。當時我是北京《新觀察》雜志的攝影記者，一有時間就往潘先生家里跑，他和費孝通先生住隔壁，潘先生也是費先生的老師。

　　潘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每年要到地方考察一次，了解民情，體驗生活。1956年11月，他要到湖南、湖北、四川一帶繼續(xù)進行田野調查，識別土家族。當時土家作為單一的民族還沒有正式得到承認，他們被認為是瑤族、苗族或者是漢族。

　　潘先生想讓我跟他一起去拍點照片，作為資料。他跟我們雜志社聯系了，承諾這次考察的報告在我們雜志上獨家發(fā)表。領導當然同意，我也是求之不得。當時上?！段膮R報》有個記者叫楊重野，還在度蜜月，知道了這個事，也要求一起去。我們三個人歷經65天，到過18個縣市，行程達7000多公里。

　　這些日子，我全面認識了潘先生這個人，他確實有學術大家的風范。

　　因為跳高鋸了右腿

　　潘先生右腿殘疾，這趟路又全是山區(qū)，有個說法叫“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走路的時候，腳趾頭要用力鉆進泥里，手要攀著樹干走，我們就這樣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拄著拐杖，很要強，不要攙扶，走得滿頭大汗。

　　潘先生告訴我，1913年春天，他14歲，父親去世了，當年的下半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中等科，讀大學以及到美國留學，都是公費待遇。他喜歡體育活動。他說自己一直記得體育老師馬約翰先生對他們大聲喊：“年輕人，必須要有強健的體魄，才可以為祖國工作50年！”

　　潘先生說這番話讓他很受鼓舞。有一次跳高，跳過了橫竿，右腳落地的時候，突然覺得跟觸電了一樣，有點疼，但是沒有在意，照常運動。過了幾天，右膝蓋越來越疼，才去找醫(yī)生，原來感染了結核菌，延誤了時間，當時的醫(yī)療水平又不高，只好把右腿給鋸了。

　　他“就是本百科全書”

　　潘先生很隨和，幾乎沒有什么脾氣，跟誰都能說上話，喜歡和老百姓在一起，沒有架子，什么都說。

　　但一工作起來，潘先生就全身心地投入。每到一個地方，他就要來當地志書，徹夜地讀，做筆記。白天，他要聽取當地政府的匯報，還要找些老人家來，聽他們說話，勾起他們的回憶，從他們簡單的敘述中來進行學術辨別。如果當地有什么比較重要的文物，他非要到現場去看一下。

　　我記得在奉節(jié)的某個早上，潘先生看見一個小孩在賓館的院子里玩，就走過去跟他玩了起來。他得知孩子喊外婆為“家家”，頓時來了興致，因為這是土家語。他就同孩子一起找到他的父親，了解到不少土家的情況。他真是能做到處處皆學問。

　　潘先生的英文很好，有人說他“英文比英國人還好”。記得有一次在輪船上，我和楊重野找了一篇狄更斯寫的散文，用英文念給他聽。他邊聽邊幫我們指出發(fā)音上的毛病，很認真。興致來了，他拿起書自己念了起來，很陶醉。

　　費孝通先生說潘先生博學得如同百科全書，不知道的事不用去翻資料，問他就好了。這回我真是見識了。在路邊看到一朵花，他就能說出這是什么花，有什么特點；在集鎮(zhèn)上看到斗笠，他就能隨口說出斗笠的歷史，一個簡單的生活用品能讓他講出一大堆道理來；奉節(jié)有個杜甫草堂，我覺得奇怪，潘先生告訴我，杜甫一生不得志，在成都有個草堂，那是他一個叫嚴武的朋友當時任西川節(jié)度使，推薦他當了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來嚴武去世，杜甫沒有了依靠，就從成都東下到奉節(jié)住了三年。

　　種出了一對并蒂葫蘆

　　一路上，我還發(fā)現潘先生有股孩子氣，很可愛，總是笑瞇瞇的。

　　他有個愛好，就是喜歡洗澡。而且澡堂里有什么按摩、搓背、修腳，他都要試一遍，跟個小孩似的，覺得好玩。我怕癢，搓背還有點疼，他以為是享受，并且說是緩解疲勞的好辦法。

　　有一回我們說到葫蘆。潘先生當時在賓館的床上躺著，頓時就坐起來了，突然問我是否記得他的書房里有個什么特別的東西。我一聽就明白了，他種出了兩個并蒂的葫蘆，掛在書房墻上當寶貝看。但我裝糊涂，說滿屋子都是書啊。潘先生點頭，問還有呢？我說有個大硯臺，還有個筆架，掛著大小的毛筆。潘先生又問我，那墻上還掛著什么呢？我知道不能再裝了，趕緊說，還有您的“鎮(zhèn)宅之寶”，一對葫蘆??！墻上掛的匾好像是“雙葫蘆齋”??

　　潘先生眉飛色舞起來，說不對，叫“葫蘆連理齋”，然后就講開了。他說自己的專業(yè)是優(yōu)生學和遺傳學，有點冷門，不受重視，但這是基礎科學，跟人們身邊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關系。所以留美時他選修了生物學，拿不到學位也不在乎，讀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華大學任教，家門口有個架子，他就種上藤蘿和葫蘆，讓它們攀援，夏天可以乘涼。

　　過兩年，奇跡出現了，冒出了一對并蒂的葫蘆，頭靠頭地長在一起，這很難得。潘先生說他起初擔心這兩個葫蘆長不好，哪知道它們很爭氣，長得差不多一樣大，而且身形、圓度、腰圍都很均勻。他覺得這是對他學習生物學的最大回報。有人問他為什么生物學系的師生種不出來，潘先生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為生物系的師生都關注更有研究價值的動植物，對葫蘆沒有興趣，另外就是他們沒有學好優(yōu)生學。

　　這是他很開心的一件事。

　　在費孝通的懷里離世

　　早在1953年，潘先生通過研究，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土家不是瑤、苗、漢，而是歷史悠久的單一民族”。1956年的五六月份，他到湖南吉首、龍山、永順、鳳凰、保靖、古丈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向中央政府呈送了《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劉少奇批示責成國家民委組成中央土家識別調查小組，進行土家民族識別調查。同年8月，潘先生又向中央呈報了《關于土家問題的調查報告》，10月，中央政府同意確認土家為單一的少數民族。1957年1月，中央統戰(zhàn)部發(fā)出文件，正式確定土家為單一的少數民族。

　　沒過多長時間，潘先生被劃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他的主要“罪名”竟然是“破壞民族關系”。“文革”中讓他勞動，一個人在菜園里除草，他一條腿沒辦法站，只能搬一個板凳來坐，但板凳也不讓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病越來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來。后來費孝通先生拿了一件大衣和一床很薄的被褥給他，但最后沒有藥可以救，1967年6月10日晚上，他在費先生的懷里含冤離世了。

　　去世前，潘先生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單詞來描述自己的一生，即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和succumb(“滅亡”)。費孝通先生發(fā)出過這樣的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凄風慘雨，徒呼奈何。”

　　后來，我受潘先生的女兒、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潘乃谷所長的邀請，對土家族進行新的調查。有些老人家還記得潘先生，說后來沒見過這樣好的大學問家，土家族的百姓都感激他。

　　【口述人張祖道，攝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1945年入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就讀，師從潘光旦、費孝通。現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紀事》?！?/p>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