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 ◎入黨時間：1964年  ◎入黨地點：北京

　　抗戰(zhàn)時期愛潑斯坦在中國的證件

　　在愛潑斯坦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中，80多年是在中國度過。

　　對于1944年的延安之行，他說“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

　　1949年10月1日聞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美國的他在時代廣場放起了《義勇軍進行曲》。

　　1951年，愛潑斯坦夫婦從美國來到北京后，負責迎接的人遞上一張名片，上面是宋慶齡親筆所寫“歡迎回家。”

　　在晚年，作為記者的他多次赴歐美，仔細思考如何用外國人聽得懂、愿意聽的方式宣傳中國的現(xiàn)狀。

　　他不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國公民。這位曾經(jīng)稱自己是“無國籍猶太人”的記者生在波蘭，長在中國。由于出生時華沙在俄國統(tǒng)治下，而獨立后二戰(zhàn)前的波蘭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猶”的政府，愛潑斯坦在人生的前42年一直是一位無國籍者。1957年，在經(jīng)過周恩來的親自批準后，愛潑斯坦獲得了中國國籍，成為一個中國公民。7年后，愛潑斯坦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但在愛潑斯坦于2003年完稿的長達20萬字的回憶錄《見證中國》中，卻只字未提他加入中國籍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經(jīng)過。當南都記者向愛潑斯坦的夫人黃浣碧詢問此事時，她立即回答：“他肯定不會提起，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愛中國和中國人民。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中國，加入中
國共產(chǎn)黨對他來說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天津租界的美式教育

　　愛潑斯坦于1915年出生于華沙一個社會主義意識頗濃的家庭。父親與母親均是當時的社會主義派別“猶太勞動同盟”成員。愛潑斯坦2歲時便隨父母來到中國，隨后在天津租界受到的是殖民式教育，但作為家里的獨生子，這個受到父母寵愛和寬松式教育的孩子仍然自然地受到了父親母親革命思想的影響。

　　據(jù)愛潑斯坦的回憶錄，他在5歲時已經(jīng)開始對父母的政治觀點和經(jīng)歷有了模糊的記憶。辛亥革命發(fā)生后，愛潑斯坦的家庭是當時在天津的外國人家庭中，極為罕見的贊賞這場革命的家庭。愛潑斯坦的父親曾經(jīng)多次跟自己的兒子強調(diào)，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一直堅定地認為世界上有兩位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都是中國人，一是宋朝的王安石，一是當時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

　　


“胸懷天下”的階段

　　與大多數(shù)理想主義的人相同，愛潑斯坦在很小的時候就對于自己的人生有了規(guī)劃———“從我記事時起，我就想當一名記者。”于是不到16歲，他就開始了自己的記者生涯。但在大多數(shù)他所供職的外國媒體中，他顯得格格不入。他不但開始在社論中嘗試表達自己支持社會主義的觀點，還用化名發(fā)表批判日本侵略行為的文章。終于有一天，《京津泰晤士報》的報社經(jīng)理在看到愛潑斯坦口袋里的美國共產(chǎn)黨刊物后將他開除了。

　　在為外媒撰稿的經(jīng)歷反而讓愛潑斯坦的思想與行為更加傾向于共產(chǎn)主義。正如他所說的，“我工作的報社和通訊社，除偶有例外，都屬于右翼；而我的聯(lián)系對象———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卻越來越多是左翼。”

　　在這一時期，愛潑斯坦開始和一些在中國的左翼猶太人、英國人、俄國人、德國人每周聚會，閱讀社會主義名著并對馬克思主義和時事進行討論。

　　但此時的愛潑斯坦正處于“胸懷天下”的階段，還并未鐘情于中國。他回憶說：“我們的圈子很小，我不記得曾專門討論過中國和中國革命問題。盡管我們對中國和中國革命一般來說是同情的，我們的心卻在國外。”

　　難忘的延安之行

　　這樣一位思想開放，帶有深厚國際主義情結的革命者又為什么會最終在中國停下腳步，加入中國籍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隊伍？愛潑斯坦在自己的回憶錄里作出了非常直接的回答：因為兩個人，一是斯諾，二是宋慶齡。

　　在1933年與斯諾正式見面之前，愛潑斯坦就已經(jīng)讀過斯諾所寫的《遠東前線》，并在報紙上發(fā)表了對于此書的書評，這也是愛潑斯坦早期在報紙上發(fā)表的為數(shù)不多的關于中國的兩篇文章之一。

　　彼時，正在北大任教的斯諾一家住在北京大學附近，愛潑斯坦還惦記著自己曾經(jīng)讀過的那本《遠東前線》，便在那個冬天拜訪了斯諾。自此開始了他們兩人間長達40年的友誼。 對于斯諾對自己的影響，愛潑斯坦在《回憶埃德加·斯諾》一文里這樣寫道：“是斯諾讓我與愛國的學生運動取得了聯(lián)系，是他使我與像史沫特萊那樣的外國進步人士相識，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發(fā)展的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同時也是他介紹我閱讀毛澤東、宋慶齡和魯迅的一些文章。沒有斯諾，我會仍在黑暗中摸索。沒有他我就不會投入到時代的潮流中去，或許根本沒有機會在那些緊急的日子里貢獻出我微薄的力量，如果沒有他，我后來生活的整個道路也可能會是截然不同的。”

　　在斯諾的啟發(fā)下，愛潑斯坦于1944年5月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參加了外國記者團，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接下來三個月的采訪中，他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震、聶榮臻等人有了直接的接觸和交談。并在此期間做了將近10本采訪日記，發(fā)表了眾多新聞稿件。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愛潑斯坦興奮極了，像個孩子一樣對于看到的任何事物覺得新鮮，他在給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寫道：“這是個小規(guī)模偉大的國家……他們代表中國，代表中國的未來。”而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愛潑斯坦也毫不吝嗇筆墨地大加贊賞，他形容周恩來“整個人格就是一首詩”，稱朱德則像是“任何人的父輩，笑瞇瞇地和你交談”。而對于毛澤東，愛潑斯坦則說：“我在延安訪問過的中共領導人中，最杰出的無疑是毛澤東。”這次訪問之后，愛潑斯坦完成了他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國未完成的革命》。


 

　　宋慶齡：歡迎回家

　　如果說斯諾和其引導下的延安之行在愛潑斯坦生活的早期影響了他的人生道路，那么后來又一次改變愛潑斯坦人生道路的，便是愛潑斯坦的父親最尊敬的社會主義者——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

　　抗日戰(zhàn)爭結束前夕，愛潑斯坦與夫人邱茉莉一起去了美國，在那里他仍然不遺余力地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與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由于此時正是美國盛行麥卡錫主義的時期，愛潑斯坦在美國的處境甚為艱難。1951年，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宋慶齡向愛潑斯坦夫婦發(fā)出了一份邀請，希望他們能回到中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愛潑斯坦夫婦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在經(jīng)過了49天的海上顛簸后，終于踏上中國的領土。負責迎接的人遞上一張名片，上面是宋慶齡親筆所寫：歡迎回家。這四個字讓當時在美國飽受懷疑、調(diào)查與跟蹤的愛潑斯坦倍感溫暖。

　　回到新中國后，愛潑斯坦義不容辭地加入到了宋慶齡領導下的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份英文雜志CH IN AR E C O N ST R U C T S，中文刊名為《中國建設》（1990年后改名為《今日中國》）的隊伍中，一干又是半個世紀。

　　與鄧小平的一支煙

　　不幸的是，剛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不到4年，愛潑斯坦卻以“間諜”的罪名被關進了監(jiān)獄。在十年動亂中，一批加入中國建設中的外國友人都以各種各樣的間諜罪名被批斗或收監(jiān)。

　　在這場浩劫中，愛潑斯坦在監(jiān)獄里呆了五年。在這段日子里，愛潑斯坦的思想無疑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里，愛潑斯坦除了給墻壁上受潮的水跡起名字外，還在不停地思考“為什么”。 

　　1970年的一天，獄中的審訊人員指著人民日報上斯諾與毛澤東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對愛潑斯坦說，看看他們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們在一起。 此時看到兩位老朋友的愛潑斯坦感慨萬分，但他在回憶錄里無奈地說：“但是怎樣交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實在是毫無辦法。”

　　對于“文革”中的遭遇，愛潑斯坦出獄后從未在公共場合提起任何一個字。

　　多年以后，在愛潑斯坦70大壽時，已經(jīng)81歲的鄧小平參加了愛潑斯坦的生日聚會。鄧小平問愛潑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了幾年？”

　　愛潑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鄧小平說：“還不及我，我關了六年。”隨后，鄧小平為愛潑斯坦和自己各點起一支煙，在煙霧繚繞中，兩位老人如自家兄弟一般輕描淡寫地讓這個話題就這樣停止了。


 

　　中國公民愛潑斯坦

　　2005年，90歲的愛潑斯坦離開了。在他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中，80多年是在中國度過。這個信仰社會主義的猶太人似乎在中國找到了最令自己關切的事業(yè)與莫名的安全感。

　　據(jù)一直與愛潑斯坦一起在《中國建設》雜志工作的張彥回憶，讓他非常吃驚的是：“除了只能用英語對話以外，愛潑斯坦夫婦，在對待一切事情的思想感情上，和我們中國同志幾乎沒有什么兩樣。”

　　而據(jù)黃浣碧回憶，愛潑斯坦喜歡稱呼別人為“同志”，“不管男女老少，不管職務高低，艾培總是稱別人為同志，一直都是這樣。”

　　作為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愛潑斯坦甚至在改革開放初期覺得不能適應。作為一個記者，愛潑斯坦始終堅持真實和考慮讀者的報道原則，正如赴延安、赴西藏，他堅持一定要以真實的活生生的事實說話。在晚年，他還多次赴歐美，仔細思考如何用外國人聽得懂、愿意聽的方式宣傳中國的現(xiàn)狀。

　　在工作上，愛潑斯坦甚為嚴謹，“總是在不停地改啊改”，而在生活上，他幽默樂觀，對未知充滿好奇，在1985年與黃浣碧女士結婚后，他一直稱小他20歲的黃浣碧為“老太太”，每每看到有意思的故事，就大喊：“老太太，老太太，你快來看……”

　　如每一個經(jīng)歷過巨變滄桑的中國人一樣，愛潑斯坦對這片土地不離不棄，無論中國人民如何稱呼他，都如他所說：“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