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即將勝利完成，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加快經(jīng)濟和科學文化建設。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有些人在學習蘇聯(lián)的問題上出現(xiàn)了教條主義。
　　據(jù)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回憶，１９５６年２月毛澤東主持的一次中央會議上，他匯報了學術領域的教條主義表現(xiàn)，會議決定對科學采取“百家爭鳴”的方針。４月２５日，毛澤東作了主題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論十大關系》報告。在隨后的討論中，陸定一發(fā)言再次談到學術、藝術、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陳伯達則回顧了１９５３年中國歷史研究委員會成立時，因郭沫若和范文瀾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上有不同觀點，他向毛澤東請示工作方針，毛澤東說了“百家爭鳴”四個字。鑒于毛澤東早在１９５１年為中國戲曲研究院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題詞，陳伯達在發(fā)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保梗担赌辏丛拢玻溉?，毛澤東在會議總結時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５月２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了這個方針。”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