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宋提刑官》之“庫銀失盜案” 里，紫玉發(fā)現(xiàn)了袁捷盜取的庫銀，于是被其傷害。所幸，紫玉后被趙捕頭救起，傷愈后道出袁捷謀殺未遂以及其他的陰謀，面對罪行袁捷服毒自殺。也許，袁捷應該慶幸紫玉不死，紫玉若死，他恐怕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當時法律中有一項制度叫“保辜”,辜就是指受害人，受害人的傷亡程度直接影響到加害者的處罰力度。紫玉若死了，袁捷就是殺人罪，不死，便是傷人罪。

　　不要以為，只有宋朝司法人員才會這樣斟酌案情。早在唐朝時候，新疆的官司制度里就已啟用了“保辜制度”.

　　自治區(qū)博物館有一本《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該文書首卷殘缺，結(jié)尾完整，中間有缺損，全部文書共三紙58行，紙縫處各押一個“舒”字。

　　這本書于1973年出土于吐魯番阿斯塔那第509號墓，記載了1200多年前發(fā)生在高昌城的一場交通事故，以及高昌縣有關(guān)部門處理這宗案件的經(jīng)過，是唐朝法律在西州吐魯番地區(qū)施行情況的一個具體案例。

　　事情發(fā)生在公元762年的6月（寶應元年六月），在高昌城，也就是現(xiàn)在的吐魯番，當時天氣十分炎熱。

　　有一天，百姓史拂的兒子金兒和曹沒冒的女兒想子坐在店前路旁玩耍，兩個孩童都只有8歲。一位名叫康失芬的雇工，正駕著牛車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搬運幾個來回后，可能是由于筋疲力盡，倔強的牛漸漸不聽人的使喚，突然狂奔起來，把兩個孩子軋傷了。金兒傷勢嚴重，腰部以下的骨頭全部破碎，性命難保。想子腰骨損折。史拂和曹沒冒分別代理自己的孩子進行了訴訟（呈辭），要求官府進行處理。

　　高昌縣政府接受這個案子的是一個叫舒的官員（唐朝公文中官員署名的時候，只署名不寫姓氏）。舒對這起案件進行了調(diào)查，康失芬承認了自己駕牛車軋傷小孩的事實。

　　舒又問，為什么沒有及時制止奔跑的牛車？他回答說牛車是借別人家的，他對駕車的牛習性不熟悉，牛車奔跑時，他用力拉住，但力量不夠，以至于造成車禍。法官舒問康失芬，對事故后果有什么打算

　　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將醫(yī)藥看待。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也就是說，先請求保外為傷者治療，如果受傷的人不幸身死，再按法律處罰自己。

　　于是有保人何伏昏等人寫下狀子，愿意擔?？凳Х摇Ｗ詈蠊俑獗９?，康失芬和其雇主靳嗔奴和被放出，但不許離開高昌縣。案子的處理過程至此告一段落，落款時間是當年的6月22日。

　　有學者認為，這件文書對于了解唐朝的法律和吐魯番當時的社會與民族意義重大。在同一時期，整個中國，這樣具體生動的資料都是絕無僅有的。

□延伸閱讀

　　保辜制度最大限度 降低人身損傷后果

　　保辜制度，并非來自于新疆的原有制度，而是從內(nèi)地，即當時的中原地區(qū)傳來。

　　唐律，為準確區(qū)分傷害罪和傷害致死的殺人罪，規(guī)定了保辜制度。所謂保辜，即在傷害行為發(fā)生后，確定一定的期限，限滿之日根據(jù)被害人的死傷情況決定加害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在法定的期限內(nèi)加害人可積極救助被害人，挽救被害人生命的同時，以減輕自己的罪責。保辜的期限根據(jù)傷害的方式和傷害的程度而定，辜限內(nèi)被害人死亡的，以殺人罪論處；在限外死亡或雖在限內(nèi)而以他故死者，以傷害罪論。

　　自治區(qū)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介紹，被告康失芬為免于監(jiān)禁之苦，向法庭提出保辜，在醫(yī)療條件和證據(jù)制度不發(fā)達的中國古代社會，實行保辜措施能夠把人身傷害與責任挽救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責令傷害人積極地為被傷害人進行治療，最大限度地降低人身損傷的后果。一些交通肇事案件適用保辜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在現(xiàn)階段對我國的交通立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保辜是一項重要而合理的制度，它一方面力爭準確地認定加害人的法律責任，使之罪刑相應；另一方面，要求行為人在法定的期限內(nèi)積極救助被害人，減輕傷害后果以減輕自身的法律責任，這對減輕犯罪后果，緩和社會矛盾起到了良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