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海上絲綢之路 資料圖

　　我們心愛的廣州，是司馬遷筆下“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的大都會，是《漢書》里中原商賈紛至沓來，揚帆出海，“多取富焉”的貿(mào)易勝地，是南北朝典籍里“海舶每歲數(shù)至”的繁榮大港。

　　它也是唐朝長達1.4萬公里、直通波斯灣的奧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的“通海夷道”的起點，這條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宋元時期，它仍是“物貨浩瀚”、十萬外商云集的最大貿(mào)易港。

　　到了明朝，它是“苛峨大舶映云日，賈客千家萬戶室”的國際大都市，遠洋貿(mào)易方面，除了傳統(tǒng)的南洋和印度洋航線外，還開通了美洲和西歐航線。

　　然而，商業(yè)從來就不只是財富的代名詞，它與文明的演繹與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就像古希臘，如果沒有《荷馬史詩》里一艘艘“深廣的海船”,就不太可能出現(xiàn)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影響數(shù)千年歷史進程的先賢。而在東方海岸之邊的廣州，一艘艘大船從這里啟程，揚帆遠航，將絲綢、瓷器、茶葉帶往世界各地的同時，也帶去了農(nóng)耕及手工業(yè)技術(shù)、造紙術(shù)和指南針，搭乘商船來來往往的高僧、科學家、畫師、譯者更是文化交融的使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持續(xù)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州，是中華文明影響世界之旅的一大啟程之地，而馳騁在波斯灣的一艘艘唐船，恰為這種影響提供了最佳的注腳。

　　按《廣東海防史》所述，唐代著名地理學家賈耽曾詳細描述過當時著名的全球最長航線，這一記載如今留存于《新唐書·地理志》中。在賈耽筆下，這條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全長1.4萬公里，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后折向西南方，過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經(jīng)越南東南部海面，越過馬來半島湄公河口，再通過新加坡海峽到蘇門答臘島，向東南行駛往爪哇，西出馬六甲海峽，橫越印度洋抵達斯里蘭卡和印度半島的南端，再從印度西海洋至波斯灣的奧巴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換乘小船，沿著幼發(fā)拉底河航行一段時間，就可以到達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即今天的巴格達了。

　　這條航線的開辟大大促進了廣州的繁榮。據(jù)史料記載，僅唐代宗年間，每年到達廣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來自西亞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這里出入，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說法。

　　到了宋元明時期，廣州不僅成了最大的陶瓷和絲綢吞吐港，而且海外貿(mào)易航線進一步擴展，形成了廣州-菲律賓-拉丁美洲，廣州-歐洲及廣州-日本這三條遠洋航線。

　　明末清初廣東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廣東新語》里說：“廣州望縣，人多務(wù)賈與時逐。……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mào)易，獲大贏利。”這“大贏利”自然帶來大大的熱鬧繁華，濠畔街、高弟街一帶“香珠犀角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輳輻，日費數(shù)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聲，過于秦淮數(shù)倍”,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