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

　　一代書畫大師張大千先生，不僅是中國繪畫史上畫荷花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中國當代描繪人物及仕女畫的一代宗師。

　　張大千的人物及仕女畫，之所以華麗高雅、雅俗共賞、耐人咀嚼，這固然與其在平時生活中細心觀察并精心刻畫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年輕時他受恩師啟發(fā)，中年時遠涉戈壁荒灘三載，臨摹敦煌壁畫，汲取古人繪畫精髓，"借古開今",方才使其人物、仕女畫達到了惟妙惟肖的高層次境界，并在中國當代繪畫史上占據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可以說，敦煌之行是張大千人生藝術中最具風采和最為激越的重要篇章，對其人物、仕女繪畫藝術的創(chuàng)新升華和獨樹一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張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過程、工作以及其中的曲折和艱辛，卻為世人所鮮知。

　　出行敦煌

　　張大千早期繪畫，師從曾農髯、李瑞清兩位藝術前輩，從他們那里初曉敦煌藝術，得知那兒有難得一見的佛經和唐宋人物畫像，并告訴他有機會一定要到那兒拓寬眼界，見識一番。

　　抗戰(zhàn)初期，30多歲的張大千遷居蘇州網師園，與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為鄰，結為忘年交。葉多次對張講起敦煌，認為一個治學搞藝術的人，必須深刻了解中國的文化底蘊，而其源頭就在黃河兩岸。到大西北去走走看看，不僅會使胸襟和眼界開闊，而且藝術發(fā)展也會大有長進。他曾面色凝重地對張大千說："從明朝至清朝，中國的人物畫在衰退。人物畫的鼎盛期是在唐朝，宋朝有李龍眠，元朝有趙子昂，明朝有唐寅、仇十洲等人，明末還出了一個陳老蓮，而到清朝就后繼乏人了。只要你有抱負到敦煌靜下心來，用毅力和刻苦多汲取探究古代藝術家的繪畫布局、色彩、技法，我相信你的才藝必無可限量，終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張大千聞后，深受鞭策。應當說，曾、李、葉這三位藝術前輩的諄淳教誨，對張大千下定決心去敦煌臨摹、傳承壁畫藝術，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1941年元月，國民黨元老、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張群（早年與張大千結下書畫緣，情同手足）對張大千敦煌之行十分關心，命其老部下國民黨第八戰(zhàn)區(qū)東陸總指揮魯大昌將軍、蘭州市長蔡孟堅，對此給予支持與幫助。同年2月初，張大千一行從成都飛到蘭州。自進入蘭州永登縣，就是馬家軍的防區(qū)了，沿途常有土匪強盜出沒。再往西行，進入沙漠地帶，只能騎馬或騎駱駝，風餐露宿，行程十分危險，生活異常艱苦。到了永登縣，"由魯大昌先生致電馬步青旅長，說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薩克流寇出沒，請求馬旅長保護。馬旅長回電歡迎我去，并派兵一連護送我入敦煌。"（張大千《我與敦煌》）

　　當車馬勞頓、滿臉疲憊、胡子邋遢、身穿駝毛大袍的張大千出現(xiàn)在前來迎接的馬步青旅長面前時，馬旅長不禁樂了，當眾戲稱，張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東鄉(xiāng)賣雞蛋的老農。瞅著馬步青傲慢無理的神態(tài)，張大千強壓心中不悅，一聲不吭地隨即取出筆墨紙張，在地上當即寫詩一首："野服裁成駝褐新，闊袍大袖成閑身；無端更被將軍笑，喚作東鄉(xiāng)賣蛋人。"馬接過一看，立刻肅然起敬，慚愧地向張大千拱手道歉，希望海涵。沿途盡管有小股土匪騷擾，但在馬家軍的盡力幫助保護下，張大千一行順利到達敦煌。

　　面壁摹畫

　　敦煌石窟，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實際上是敦煌一帶石窟的總稱，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以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五個廟的石窟等。其中，莫高窟為敦煌的藝術中心，開鑿于公元366年，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國、宋、西夏、元各朝代，擁有一千多窟龕，是中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集壁畫、雕塑、建筑等為一體的恢宏的藝術寶窟。敦煌壁畫藝術早于歐洲文藝復興約一千年。窟中壁畫，從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墻角，從北魏一直到元朝，各代畫法嬗變清晰可辨，人物繪制工筆精細、色彩艷麗，代表了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頂峰。

　　進入敦煌莫高窟，張大千被呈現(xiàn)在眼前美輪美奐、綺麗璀璨的壁畫藝術驚呆了，他不禁深深地感嘆道："古人云："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干；前看戈壁灘，后望鬼門關。'先輩們在這人類難以生存的大漠荒灘，修建了如此宏偉壯觀的建筑，創(chuàng)造出如此規(guī)模浩瀚的壁畫藝術瑰寶以及佛教雕塑藝術，真是世界奇跡！"他暗下決心，要在此大干一場，傳承中華繪畫之精髓，以謝上蒼，不虛此行。

　　艱苦卓絕的臨摹工作開始了。為避免損壞這些壁畫表面，首先，由兩個學生站在架子上，懸空提紙，由張大千勾描。然后，將勾描好的圖案拓展到畫布上，再對著壁畫看一筆畫一筆。整個操作程序異常繁瑣，工作量非常大。特別是臨摹巨大壁畫的上部時，須一手提馬燈，一手拿畫筆，爬在梯子上，仰頭仔細看一點，然后認真畫一點，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和馬虎。他一天上下爬無數次梯子，累得兩眼昏花，兩腿發(fā)抖，腰酸背痛；臨摹到底部時，還得趴在地上勾線著色。尤其是冬天，石窟內不得生火取暖，趴俯在地上工作不到一個時辰，不僅脖子和手臂累得抬不起來，而且手腳冰麻，身板僵直，苦不堪言。張大千的學生劉力回憶道："每日清晨入洞，從事勾摹，藉暮始歸，書有未完，夜以繼泛。工作姿態(tài)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子上、或趴俯在地，因地制宜。惟仰勾極苦，隆冬之際勾不行時，氣喘汗出，頭目暈眩，手足搖顫，力不能支，猶不敢告退。因我?guī)煿ぷ?，較我輩尤為勤苦，尚孜孜探討，不厭不倦，詢足為我輩風范。"（劉力《敦煌隨記》）

　　極為艱苦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和生活條件，對已過不惑之年的張大千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但他與大家同甘共苦，無怨無悔。瀟灑樂觀的張大千挺會苦中作樂，他是戲迷，酷愛京劇，他帶了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孟小冬等不少京劇名角的唱片。他常把留聲機搬到洞內，放唱片給大家聽，以緩解疲乏，增添樂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膩了，不僅上火，而且便秘。為給大家的盤中增添"綠色食品",張大千空閑時常去散步，搜尋野菜、野蘑菇。后來功夫不負有心人，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種能食用的野蘑菇，味道極佳，給單調乏味的食譜增加了一道"美味佳肴".

　　蒙受冤屈

　　張大千在敦煌，不僅臨摹壁畫，而且為保護、研究、利用敦煌石窟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大千到敦煌后，深感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藝術寶窟，因缺乏保護已導致大量藝術瑰寶被盜、流失，且因缺少維護，大量壁畫已被風沙雨雪侵蝕、脫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強保護與修繕的話，就會在不久的將來毀于一旦。于是，張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與弟子認真細致地臨摹壁畫，一方面又抽空調查研究，搜集整理各類洞窟的原貌狀況、缺損現(xiàn)狀以及亟待解決的問題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張大千趁國民黨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于佑任來敦煌視察之際，向于右任建議，政府應及早建立敦煌藝術專門管理機構，并就保護、修繕、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議。

　　此舉得到于佑任的大力贊賞和肯定。在于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奔走呼吁下，1943年2月，國民黨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駐地，建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全權負責敦煌石窟的管理、保護和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書鴻擔任第一任所長。常書鴻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繕、研究敦煌藝術等諸多問題，虛心向張大千請教，并達成了共識。張大千離開敦煌時，將三年來調查研究的成果資料和設想，全都送給了常所長，為該所后來對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