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學者們把中國古代凡是進行絲綢貿(mào)易所能達到的地區(qū)，統(tǒng)稱"絲綢之路". 然而，這曾牽動著東西方來往商人命運的絲綢并非只來自中國的中原一帶。在古道上年復一年西行的絲綢，也曾悄然改變它本初的容顏，浸染了更多新鮮神秘的元素。地處絲路南道要沖的于闐（音"tian",今新疆和田地區(qū)）就盛產(chǎn)一種著名的絲綢-艾得萊斯綢。
正如其誕生地一樣，"艾得萊斯綢"吸聚東西方精華，閃爍著有別于中原絲綢的異樣光彩。那么，桑蠶何以能落戶于闐？古代中原不傳之秘的絲綢紡織術(shù)又何以能在此地勃然傳播？艾得萊斯綢到底魅力何在？ 桑蠶何以落戶于闐？古代中原不傳之秘的絲綢紡織術(shù)又何以能在于闐勃然傳播？除了那則傳絲公主的傳說依然鮮活，艾得萊斯綢的來歷依然是一個難解之謎。 "傳絲公主"將絲綢帶入于闐？《新唐書？西域傳》曾稱于闐之人"工紡織",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有過類似的評價。而今，這些有著贊許成分的話語依然是那么恰如其分。和田以艾得萊斯綢為代表的絲綢文化仿佛是一個永恒謎題，吸引著人們無休止地去追問去破解。
"艾得萊斯"即維吾爾語"扎染綢"之意。新疆的和田地區(qū)，即古之于闐國所在，作為陸地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樞紐，正是艾得萊斯綢扎根、生長、繁盛之地。每當看到色彩艷麗、對比鮮明的艾得萊斯綢，一種裹著大漠風塵的異域情調(diào)就會撲面而來。環(huán)顧艾得萊斯綢的周邊，花帽、胡旋舞、手鼓、熱瓦甫，洋蔥、孜然、葡萄、哈密瓜，一切似乎都與中原風物迥然而異。可是，只要我們略加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艾得萊斯綢的根仍然扎在中原大地。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發(fā)掘出大批記載西域絲織生產(chǎn)的漢文文書。另外，在尼雅古城出土的距今至少2000年的絲綢碎片，竟和今天的艾得萊斯綢制作工藝完全相同。蠶、桑樹和手工紡織工具殘件，的確證明了艾得萊斯綢擁有異常古老的歷史。桑蠶何以落戶于闐？古代中原不傳之秘的絲綢紡織術(shù)又何以能在于闐勃然傳播？除了那則傳絲公主的傳說依然鮮活，艾得萊斯綢的來歷依然是一個難解之謎。美麗艾綢的"硬件"與"軟件" 大凡一種聲名久遠的好物件，其誕生與繁盛總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艾綢亦是如此。和田養(yǎng)蠶業(yè)之盛，也與當?shù)氐淖匀粭l件有關(guān)。和田氣候溫和，陽光充足，雪水豐沛。特別是這里春天來得較早，氣溫提升快，夏季氣溫穩(wěn)定而不過高，對于栽桑育蠶很適宜。據(jù)一位養(yǎng)蠶專家說，僅和田一地的現(xiàn)有桑樹數(shù)目，就達到江蘇、浙江兩省之和。制作出優(yōu)良的艾得萊斯綢，光有桑蠶這些"硬件"還不夠，還必須有"軟件"-即過硬的技術(shù)手段，最主要的即扎染技藝。扎染又稱扎纈、絞纈或染纈。中國染纈藝術(shù)的形成條件早在周代以前便已具備，在秦漢時期開始流行。到了六朝時代，絞纈已經(jīng)是"貴賤皆服之",可見當時應(yīng)用已很普遍。
直到今天，在大理白族地區(qū)、海南黎族地區(qū)、四川自貢地區(qū)仍然保留了古代的扎染技術(shù)。中原的扎染工藝也是一路西傳。解放后從新疆阿斯塔那地區(qū)先后發(fā)掘出土六朝時代的紅色白點絞纈絹、絳色白點絞纈絹，都是重要證據(jù)。在具體工藝上，直到今天，和田農(nóng)民制作艾綢仍然用原始手工操作工藝，與海南黎族使用同樣的"扎經(jīng)染色法",即先扎染后織布。這與大理白族先織布后扎染分屬兩種工藝。和田農(nóng)民的織綢機有一人多高，需要手腳并用。織機全是木質(zhì)的，蠶絲的一端拴在一塊大石頭上，靠石頭本身的重量將絲拉緊，工人則在另一端按設(shè)計好的圖案將絲織成綢。吸聚東西方精華的藝術(shù)品站在一匹匹絢麗的艾綢前，我們總難免心生疑竇：是誰的妙手成就了如此美輪美奐的圖案？其實，圖案是通過扎染完成的。工匠根據(jù)圖案需要，將經(jīng)線用玉米皮扎起來，浸到礦物和植物的染料液中著色。扎經(jīng)是非常細致而繁瑣的工序，圖案的形象、布局、配色都要在扎經(jīng)藝人的妙手下才能體現(xiàn)出來。扎經(jīng)完成后再分層染色、整經(jīng)、織綢。染色過程中圖案輪廓因染液的滲潤，有自然形成的色暈，好像用干筆擦出的效果，參差錯落，疏散而不雜亂，既增加了圖案的層次感和色彩的過渡面，又形成了艾得萊斯綢紋樣富有變化的特色。這就如同那些高明的畫師，往往掌握著某些用色和運筆的絕技。在唐代以前，絲綢的紋樣花色也同樣主要借自于中原。
1995年10月，在和田民豐縣，出土了一件繡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的織錦。卜辭為漢語自不必說，其總體風格和設(shè)計思想也顯然受到秦漢時期中原文化的影響，圖案為星紋、云氣紋及孔雀、仙鶴、辟邪、虎等瑞禽獸紋，華夏之風尚濃郁。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五代時，于闐國王李圣天（塞種人）仍然"衣冠如中國",足見中原文化對于闐的影響之深遠。至隋唐時代，新疆絲綢在紋樣方面開始有了變化，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發(fā)端。新疆出土的大量隋唐時代的紡織品實物證實了這一點。在這些實物中以"聯(lián)珠紋""陵陽公樣""胡王錦"最具代表性。據(jù)研究，"聯(lián)珠紋"主要來自波斯，"陵陽公樣"主要來自中原，而"胡王錦"則是東西方文化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一方面新疆的絲綢文化受到東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新疆絲綢也在影響著東西方。
公元10世紀，于闐國王曾帶大批和田制作的"胡錦""西錦"到中原進行商貿(mào)交易，在中原十分搶手。同時，在伊朗、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的史書中也有過關(guān)于"艾得萊斯"的記載。艾綢上的"瓜果之鄉(xiāng)" 和田絲綢真正變成今日我們看到的艾得萊斯綢的模樣，是在和田地區(qū)信奉伊斯蘭教之后。公元16世紀整個新疆維吾爾民族全部信仰伊斯蘭教，從此， 伊斯蘭教的影響深深滲透于維吾爾族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之中。服飾文化自然折射出伊斯蘭宗教的文化精神。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其他文化的遺痕。由于伊斯蘭教禁忌偶像崇拜， 所以禁忌在服飾、飾物和建筑物上描繪人物、動物。
故此，維吾爾族以各種花卉紋樣， 以植物的枝、葉、蔓、果實圖案紋樣， 以現(xiàn)實生活中的壺、盆、瓶、爐、壇、琴等物的圖案為裝飾紋樣， 并以直線、曲線、弧線構(gòu)成正方形、長方形、圓形、三角形、菱形、星形、新月形、鋸齒形等各種各樣的規(guī)則或不規(guī)則的幾何圖形， 盡情裝點著維族婦女的裙褲、坎肩，男子的袷袢、腰巾等。 正是在這種宗教文化背景下，具有強烈民族特點的艾得萊斯綢問世了。
在圖案中，最重要的實物象征莫過于"巴旦木"了。巴旦木紋具有明顯的宗教含意，廣泛應(yīng)用于維吾爾人幾乎一切裝飾藝術(shù)中。巴旦木是"巴旦杏"的果核。這種杏樹盛產(chǎn)于南疆，其果核形似新月，而新月正為伊斯蘭之標志，故此，巴旦木圖案成為維吾爾族極其看重的裝飾圖案。如巴旦木花帽的圖案，就是由按前后順序旋轉(zhuǎn)排列的四個巴旦木紋樣構(gòu)成，線條豐富，花色莊重素雅。另外，艾得萊斯綢圖案中瓜果、枝葉運用得較多，似乎流露了"瓜果之鄉(xiāng)"和田人民的自豪之情。熱瓦甫琴、獨它爾琴的圖案也很普遍，似又顯示了歌舞之鄉(xiāng)的特色。此外，對婦女喜愛的飾品，如梳子也多有表現(xiàn)。其中，圖案直觀易辨認者有之，強烈變形難以判別者亦有之。艾綢的色澤也與中原不同，鮮艷明麗，色彩反差大，與沙漠邊緣單調(diào)的環(huán)境形成了強烈對比，隱隱透出此方百姓熱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 此錦只應(yīng)天上有宋元時代，維吾爾族紡織工人創(chuàng)造了織金錦的新工藝，增加了織品的華麗，對我國各地都有影響。元朝政府對這一新工藝極為重視，把300余戶織金錦工人調(diào)往甘肅安化一帶，設(shè)局制作，為織金錦工藝的傳播發(fā)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