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含絲路樂舞交流史的神秘寶盒

時間:2012-12-25 10:57來源:天山網(wǎng) 作者:魏然,王功恪 點擊: 載入中...

 


  什么是舍利?舍利是梵文Sarira的音譯,指佛的遺體焚化后結(jié)成的珠狀物?!洞蟀隳鶚劷?jīng)》曰:“供養(yǎng)舍利即是佛寶,見佛即見法身。”佛教徒認為,佛滅法不能滅。建塔而存舍利,意取延長佛身。相傳佛滅之后,舍利由八國平分,分別在各國起塔,原來貯佛舍利的寶瓶,自起窣堵波,又在佛火葬處收拾骨灰,建塔供奉,如是共是十處寶塔。阿育王時,又從塔中將舍利取出于各地分建八萬四千塔。

 

  一、國寶舍利盒被盜的悲痛時間

 

  公元1903年5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渡也哲信和堀賢雄在庫車蘇巴什挖掘的最后一天,從昭怙厘寺中心殿堂的廢墟中挖掘出一只后來讓世界震驚的繪有西域樂舞的舍利盒,這是一件國寶中的國寶,記錄著絲路文化和西域舞與繪畫藝術(shù)罕見的珍品,舍利盒的被盜是中國考古史令人驚心和悲痛的事件。


  昭怙厘寺中心殿堂中發(fā)現(xiàn)的這只舍利盒,雖沒有內(nèi)存佛身骨灰,卻意義非凡。這是一只非同尋常的舍利盒,一只記載著歷史風云、沐浴過特殊洗禮、奇妙無比的寶盒??墒钦f它是容西域龜茲藝術(shù)精華入微圖之內(nèi),集天山塔河靈氣于方寸之間,是東方藝術(shù)史上的奇跡。


  舍利盒內(nèi)存高僧骨灰,木制,從外形上看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盒身為圓柱體,盒蓋呈尖頂形。盒身被紅、灰白、深藍三種顏色透明材料覆蓋,還鑲有一些方形金箔裝飾。


  1903年,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在掠走舍利盒時,雖然完全沒有察覺到舍利盒所蘊藏的秘密與玄妙,但是憑著對龜茲佛教藝術(shù)的直覺,他們感覺到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物,因此精心包裝后隨身攜帶。當時還不知道,他們帶走的是一件中華民族祖先為子孫后代留下的舉世無雙的國寶。

 

  二、神秘面紗下的西域樂舞

 

  半個世紀過去了,日本人終于在渡邊西域覓寶54年后的1957年揭開了舍利盒神秘的面紗,讓它露出了令人驚嘆的真顏。他們突然發(fā)現(xiàn)舍利盒顏色層隱隱約約似乎有繪畫的痕跡,剝?nèi)”砻骖伭希冻龊猩蠄D像,原來是一幅令全世界東方學界歷史、考古、藝術(shù)家傾倒、精美的難以形容的西域樂舞圖。


  舍利盒高31厘米,直徑38厘米,舍利盒外貼敷一層粗麻布,再用白色打底,然后精心作圖,畫外涂有一層透明材料保護。盒蓋繪有四個演奏樂器的裸體童子,正分別演奏篳篥、豎箜篌、琵琶和一件彈撥樂器,象征龜茲樂舞之魂;四個奏樂童子,好似佛經(jīng)中會發(fā)出妙音的神鳥“迦陵頻伽”化身的舞童,其中兩個背上還有翅膀。他們分別跪于用聯(lián)珠紋組成的四個圓圈內(nèi),頸帶串珠,神態(tài)天真活潑,造型豐滿優(yōu)美。


  熊谷宣夫在東京《美術(shù)研究》191號發(fā)表了以《從庫車帶來的彩繪舍利容器》為標題的文章,高度贊美了這只閃爍著神奇魔力光彩的舍利盒。


  最令人驚嘆的是,盒身周圍繪有一幅形象極為生動的樂舞圖,其編制似有歌舞戲的規(guī)模。這是一件十分罕見的反映龜茲音樂舞蹈(歌舞戲)藝術(shù)的正規(guī)形象資料。據(jù)霍旭初先生仔細辨認后認為,這幅樂舞圖以一男一女手持尾旌(或為幡幢)為先導(dǎo),依次是六個手牽手的舞蹈者和一位舞棍的獨舞者,接著 彩繪舍利盒樂舞圖局部


  是一組由八人組成的樂隊,最后是一持棍獨舞者在做旋轉(zhuǎn)運動,其左右有三個兒童拍手助興,整個畫面由二十一人組成。從舞蹈者頭戴各種面具和樂舞氣氛威武雄壯等特點來看,這是一幅典型的龜茲“蘇幕遮”樂舞圖。(參見霍旭初《龜茲藝術(shù)研究》)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如下歌舞場面:由一女一男兩個手持舞旌者為先導(dǎo),三女三男六個手牽手的舞蹈者和兩個持棍獨舞者,均帶各式假面具,他們依次作披方巾的武士,身著甲胄的將軍,戴豎耳勾鼻的鷹頭、渾脫尖帽的人面以及猴面長尾的假面動物等。他們邊走邊演奏歌舞,舞蹈者腿部舞姿非常優(yōu)美,有的作端腿狀,有的作吸腿狀,那位頭戴盔冠的將軍聳肩屈肘、吸腿而立,是個頗似我國古代戲曲的“起霸”造型。他們在行進時側(cè)面互視,舞蹈中左顧右盼,顯然是交流感情、表演某種內(nèi)容和情態(tài)。最后一個持棍猴面獨舞者,旋轉(zhuǎn)如飛,衣擺飄起,尾巴卷動,看來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藝人,三個童子圍繞左右,擊掌雀躍,大約是在為這假面舞者精彩的壓軸戲而喝彩吧。八位樂師組成的陣容強大的樂隊,前面由兩個兒童抬著大鼓,一位鼓手全神貫注地舞槌擊打,指揮著全隊的演奏;后面的樂手率先起樂,邊奏邊作神情交流,豎箜篌的演奏者將尾桿插入腰帶內(nèi),記錄了當時行走表演的情狀;隨后是演奏鳳首琵琶、排簫、羯鼓者,最后一名樂手對壓后的獨舞者高舉銅角,奏出響亮的樂曲,使熱烈雄渾的歌舞戲的氣氛達到了高潮。


  這幅樂舞圖的舞蹈者都穿著彩色舞服,且一律頭戴各種面具。而演奏箜篌、排簫、羯鼓和銅角的樂手們,則完全是龜茲世俗男子的形象。他們身穿翻領(lǐng)緊袖花邊長袍,腰扎聯(lián)珠紋式腰帶,下穿長褲,足蹬高筒皮靴,褲帶上掛有一把短箭,這是典型的“胡服”、“胡裝”。他們都留著短發(fā),有的還在腦后扎著布結(jié),正如《舊唐書·西戎傳》所載:“龜茲國,男女皆剪發(fā)垂于項齊。”與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對龜茲人“服飾錦褐,斷發(fā)巾帽”的技術(shù)相吻合。他們表演的“蘇幕遮”,也正是龜茲樂舞的典型藝術(shù)形式。

 

  三、集西域樂舞大成的蘇幕遮

 

  蘇幕遮是古代龜茲人民祈求豐年,消災(zāi)滅禍的大型街頭狂歡歌舞戲。它載歌載舞,場面宏大,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人物眾多,情景奇妙,旗鼓開路氣勢磅薄,每年十一月初公演此戲,萬人出行,全民上陣或步行或騎馬,有男有女,頭戴狗頭猴面邊舞邊歌,有人手持盛水皮囊,有人手持套人鉤餑,以相互潑水,套人為樂,藉此驅(qū)趕羅剎惡鬼,以乞求天寒多雪,來年雨水多豐沛,故蘇幕遮又名乞寒戲。


  蘇幕遮演出時猶如千軍萬馬出征,奔騰跳躍,喊聲震天,其歡慶熱烈和宏大場面可與羅馬天主教開齋狂歡節(jié)相比,這里雖然沒有雪多奧山上教堂洪亮的鐘聲,也沒有伯爵夫人和羅馬淑女精巧華麗的假面,但這里琵琶與篳篥齊奏,羯鼓與銅鈸共鳴,狗頭、猴面、神鬼共舞,更有一番東方民族狂歡特有的壯麗與情趣。蘇幕遮連續(xù)七天七夜,人人都是演員,演員與觀眾融為一體,在人類文化史上很少有一個國家與民族有過如此宏大壯觀而又豐富多彩的狂歡勁舞場面。


  蘇幕遮集龜茲樂舞之大成,是具有多元文化背景與交融創(chuàng)新藝術(shù)形成與精神內(nèi)涵的集中表現(xiàn),它不僅是西域歌舞薪火相傳,血脈綿延的強力基因,而且通過輻射與傳播,也影響了其它地方,通過佛教東傳,它影響了日本節(jié)日祭神儀式中的假面舞。這種假面舞被稱為伊勢神樂,經(jīng)常也是通宵達旦進行的。在日本極為盛行的獅子神樂(單人獅舞,多人獅舞)雖然龜茲獅子舞跨海來到日本,同時傳過去的還有笛,鼓等,據(jù)說是大唐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時把“蘇幕遮”帶到日本的。


  關(guān)于蘇幕遮的來源,史籍記載各有不同。岑仲勉在《唐代戲樂波斯語》一文中認為,蘇莫為蘊藏宇宙生命的草,用蘇莫釀造的酒為不死之酒(印度人稱甘露),蘇幕遮的蘇莫,即來自釀造不死之酒的不死之神蘇莫。波斯人供奉不死之神,舉行大型年節(jié),人們互相潑水象征著潑酒,這是因為當時缺乏雨水,,潑水象征著潑蘇莫“圣水”,祈福消災(zāi),普天同樂。


  蘇幕遮雖原于波斯,但盛行于龜茲,能歌善舞的龜茲人民以獨特的創(chuàng)新精神,把這種民間節(jié)日大型狂歡假面歌舞戲推到了藝術(shù)的高峰。關(guān)于這一點,古籍唐僧人慧琳的《一切經(jīng)音義》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文獻通考》、《新唐書•孫務(wù)光傳》、《唐會要》卷四十三《論樂》等均有記載。


  大唐鑒真和尚等東渡日本,也可能帶去了《蘇幕遮》的原始形態(tài)。所以日本在演出面具舞時,男子扮成獸形,身披蓑衣,手執(zhí)短棒,揮舞跳躍;女子粉面畫眉,頭戴土布長巾,手持笠帽,身穿長袍,邊歌邊舞。保留在日本的《蘇幕遮》有序有破,序二帖各六拍,破四帖各十二拍。有單人舞和雙人舞,男女雙人對舞名曰《蘇志摩利》,舞姿基本上與唐代《蘇幕遮》相似。樂曲聲中,女舞者作騎馬狀,手持盛水油囊,作潑水狀。男子披蓑衣、戴假面、持短棒,跳躍頓足,作閃避潑水狀。鼓樂節(jié)拍加快時,男女追逐,伴以歡呼吆喝,場面極為熱烈,再現(xiàn)了龜茲《蘇幕遮》的某些情景。鼓樂喧天,勝過歐洲羅馬狂歡,是東方式的狂歡盛典。參演人員戴著假面,表演野獸、鬼神、羅剎、惡魔的各種動作,其舞蹈所用的主要樂器有大鼓、琵琶、五弦、箜篌、笛等。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從昭怙厘佛寺帶走的國寶級文物舍利盒外壁圖畫中所描繪的龜茲樂舞,就屬于蘇幕遮戲的一部分。


  我們從出土于昭怙厘寺的這只舍利盒樂舞圖熱烈的場面、飽滿的情緒、豐富的舞姿、華麗的服飾、多樣的樂器和各式人物的神采眉宇間,可以感受到龜茲社會的發(fā)達昌盛,感受到世俗社會對樂舞藝術(shù)的崇尚之情。可以說,這幅樂舞圖是龜茲社會繁盛、人民藝術(shù)審美情趣普遍高漲的一個縮影。同時,舍利盒制作和繪畫的精美高超,及出土于昭怙厘寺的中心殿堂廢墟下的事實,又證明了龜茲藝術(shù)強烈地影響著佛教。世俗樂舞藝術(shù)堂而皇之地闖進佛教文化的門檻,并被“超脫塵世”的佛教僧侶所接受和喜愛,一只純屬佛教式的舍利盒,卻通體繪畫著世俗樂舞人物,這也是佛教僧侶對極樂世界的一種向往。不僅這只舍利盒,伯希和于1907年在昭怙厘寺發(fā)掘出了六只舍利盒,上面都繪有樂舞圖畫。這說明龜茲僧侶死后用具上繪制樂舞圖,已是普遍的習俗。優(yōu)美動人的龜茲樂舞已經(jīng)很自然的被佛教所利用,成為傳播佛教教義和渲染歌舞升平的極樂世界的十分形象有力的工具。

 

(責任編輯: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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