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史料表明,慈禧是否對自己的作為作過反省。但從1898年同意光緒進行國家改革這一點來看,她還是樂意讓自己的外甥帶領(lǐng)國家走向強大的。一句話,自己去日無多,而此前諸多對外戰(zhàn)爭的失敗,內(nèi)部反抗的有增無減,作為清朝皇室的她也不想讓天下顛覆。但造化弄人,慈禧最終在患得患失中傾向于重新收回權(quán)力。
甲午戰(zhàn)爭中,光緒帝主戰(zhàn)。1894年,朝鮮東學黨起義,日本借口保護僑民,增兵朝鮮,蓄意挑起中日戰(zhàn)爭。光緒帝認為“倭人肇釁,挾制朝鮮,倘致勢難收束,中朝自應(yīng)大張撻伐”。7月24日,光緒諭示李鴻章切勿貽誤軍機,并多次下令加兵籌餉,試圖制止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他個人認為,李鴻章沒有聽取諭旨,結(jié)果”初敗于牙山,繼敗于平壤“.日本乘勢接連攻下九連、鳳凰諸城,后馬上侵襲大連、旅順,最后占據(jù)威海衛(wèi)、劉公島,北洋海軍覆喪殆盡。
光緒認為李鴻章作戰(zhàn)不力,授意王文韶接替李鴻章直隸總督職位,命李鴻章往日本議和。戰(zhàn)場上不得力,議和自然是任人魚肉。光緒不得已批準《馬關(guān)條約》之時,用朱筆寫下一段話,要求全軍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積弊,興革自強。
國難當頭,如果慈禧放手讓正值壯年的光緒銳意改革,清廷也許會獲得一絲轉(zhuǎn)機。1898年,光緒已經(jīng)二十七歲。慈禧奪權(quán)發(fā)動”辛酉政變“時,三個主要人物都同樣風華正茂:慈安二十五歲,慈禧二十七歲,恭親王奕三十歲。不少史學家認為,戊戌年慈禧準備放手讓光緒改革,是想讓一部分人”先跳出來“,然后再”秋后算賬“.但從邏輯上仍然有一種可能被忽視了:1898年的光緒讓她想起了辛酉年的自己,她考慮過讓光緒帶領(lǐng)這個國家走出危局,自己樂享晚年。
1898年,慈禧對光緒的意見變成了”凡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quán)勢,即不阻止“.從中可以得到較為明確的信息:她也在尋求變化。
這個表態(tài)等于是首肯了光緒的改革。光緒于1898年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向中外正式宣布了變法革新的宗旨,表示要”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wù)者,實力講求“.《明定國是詔》中提出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與慈禧”不違背祖宗大法“的要求是符合的。
然而,在實際施行中,微妙的矛盾最后產(chǎn)生的激變,又豈是一兩句”根本“之言所能概括的。
光緒一度向慈禧攤牌要權(quán),只是表面強硬,內(nèi)心深處,還是對對方畏懼不已。1898年春,光緒用實際行動支持了維新派成立的”保國會“,阻止了頑固派對維新派人士的迫害,”決意變法“.
光緒孤注一擲,通過當時代替奕欣主持清廷政務(wù)的慶親王奕匡轉(zhuǎn)告慈禧:”我不能為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quán),我寧遜位。“這是光緒自當上皇帝以后,第一次公開向慈禧要權(quán),而且態(tài)度相當強硬。但如果光緒的內(nèi)心像表面一樣強大,就不會像他的親信惲毓鼎在其所著《崇陵傳信錄》中說,”天顏戚戚,常若不愉,未嘗一日展容舒氣也“.
慈禧通過對其寵臣榮祿的任命,牢固地控制了京津地區(qū)的軍事力量。榮祿”身兼將相,權(quán)傾舉朝“,光緒的御令大多如泥牛入海,全國改良性詔書遇到地方頑固勢力的抵制。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鐘麟根本不理睬御令,上面下旨催問,渾然不睬,置若罔聞。究其原因,還是對光緒能力的不信任,不看好其政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