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這是西漢司馬遷老夫子在《史記·貨殖列傳》里的一段話；“粵地處近海，中國（即中原，筆者注）往商賈者多取富焉”,這是東漢史家班固在《漢書》里的一段話。由此可見，早在秦漢時期，廣州就已被深深種下了活躍的商業(yè)基因。更有學者考證，海上絲綢之路或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富于冒險精神的先民在那時開始揚帆出海，開啟廣州成為“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大都會的先聲。

    秦漢時期廣州已成大都會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公元前100多年，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直至安息帝國（今伊朗），離古羅馬帝國僅一步之遙，由此開通了橫貫西域三十多個國家的陸上絲綢之路。與此同時，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已初見端倪。據(jù)中國科學院南海研究所研究員趙煥庭在《番禺是華南海上絲路最早的始發(fā)港》一文中所述，按古越語，“番禺”（廣州古稱，讀者不可等同于今天的番禺）一詞即為古越人所指的“咸村”,有海港、市集之意，而史料中就有公元前400多年，中東巴比倫人到達南海進行貿易的記載，與此同時，古希臘史料中也有中國絲綢經(jīng)海上輸入的記述。根據(jù)這些史料，可以推測華南海上絲路或始于春秋末期，富于冒險精神的先民開始揚帆出海，開啟了廣州成為“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大都會的先聲。

    關于華南海上絲路最早的始發(fā)港口到底在何處的問題，學界有很多爭論，有人說是徐聞，有人說是合浦，也有學者堅持認為廣州是最早的始發(fā)港。然而，不管最早的始發(fā)港起于何處，廣州在秦漢時期已成為繁榮的貿易都會，卻是公認的事實。

    《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的記載，到了東漢歷史學家班固筆下，廣州更是中原商賈締造財富傳奇的地方。他們不遠千里，從內地運來絲織品、金屬工具和其他手工業(yè)制，換來珠璣、犀角、象牙，甚至波斯銀盒、羅馬玻璃等奇珍異品。由于這些奢侈品深受中原貴族的喜愛，生意回報十分豐厚（貴族對這些奢侈品的喜愛，從南越王墓的陪葬品中可見一斑）。班固說：“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牙，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即中原，筆者注）往商賈者多取富焉。”這里要提請讀者注意，雖說中國史家寫書，向來沒有版權意識，但班固卻未照抄《史記》，可見在東漢時期，廣州的進出口貿易中，已多了“銀、銅”等金屬制器，這些當時先進文明的象征，也正是從這里與絲綢一起漂洋出海，走向埃及、印度和古羅馬。

    魏晉南北朝蘇門答臘到廣州航程只需50天

    公元411年的一天，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境內一座寺廟內，來自中國的東晉高僧法顯情不自禁淚流滿面，因為他看到了來自故土的一把白絹扇，被人們當珍寶一般供奉于佛像之前，由此勾起了思鄉(xiāng)之情，決定回國。

    西去取經(jīng)時，法顯走的是陸路。他從長安出發(fā)，經(jīng)過敦煌，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走過茫茫大沙漠，歷經(jīng)千辛萬苦，才到達天竺，回去時，他決定搭乘商人的海船，先到廣州，再返回中原。法顯在其所著《佛國記》中透露了這條著名的航線：從印度恒河口出發(fā)，至印度洋，駛經(jīng)馬六甲海峽，隨后由馬六甲海峽進入爪哇海，隨后由爪哇海進入南海，最后抵達廣州。據(jù)中南民族大學趙慶偉教授在《六朝時期廣州海外貿易的崛起于港市的繁榮》一文中所述，當時這條航線上，來來往往盡是來自中國、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島古國，轄境約當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的船舶。這些船舶“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與漢朝時的船舶相比，它們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據(jù)《漢書·地理志》記載，從徐聞港到達印洋中的蘇門答臘群島，需耗時5個多月，而根據(jù)《佛國記》，當時從蘇門答臘群島抵達廣州，只需50多天。

    遠航無疑充滿了危險，在沒有指南針的年代，全依賴看星師觀測天上的星宿，來確定航向，一旦遇到暴風驟雨，更是險象環(huán)生。然而，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人們追逐財富與夢想的勇氣，于是，作為海上絲路起點的廣州，在南北朝時期就已成了熱鬧喧嘩的貿易大港，從《晉書》中的“廣州包出大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shù)世”,到《南齊書》的“四方珍怪，莫此為先”,再到《梁書》中的“海舶每歲數(shù)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一句句話都散發(fā)出強烈的商業(yè)財富氣息。當時，也有不少搭乘商船前來中國傳道的高僧，佛學在六朝時期達至極盛，并深刻影響了其后的中國哲學思想走向。我們不妨大膽想象一下，如果沒有廣州，中國的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面貌。

    隋唐時全球最長航線直達波斯灣畔

    公元594年，隋文帝楊堅下令修建南海神廟，這座矗立于古港碼頭前的宏偉廟宇，自此開始見證海上絲路貿易的繁榮。隋朝二世而亡，唐朝應運而生。如果我們翻一翻世界史，就會發(fā)現(xiàn)，亞洲大陸的這一邊，是空前盛大而開放的中華帝國，另一邊，則是勢力強大、注重商業(yè)的阿拉伯帝國，兩大帝國強大的實力，心態(tài)開放而富有冒險精神的唐人與阿拉伯商人的聚集出現(xiàn)，使全球最長海上航線的開辟成為可能。按《廣東海防史》所述，唐代著名地理學家賈耽曾詳細描述過這條航線，這一記載如今留存于《新唐書·地理志》中。在賈耽筆下，這條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后過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經(jīng)越南東南部海面，再通過新加坡海峽到蘇門答臘島，向東南行駛往爪哇，西出馬六甲海峽，再從印度西海洋至波斯灣的奧波拉港和巴斯拉港。這條航線全程長達1.4萬公里，是當時全球當之無愧的最長航線。

    這條航線的開辟大大促進了廣州的繁榮。據(jù)史料記載，僅唐代宗年間，每年到達廣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來自西亞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這里出入，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說法。

    阿拉伯商船沿著這條航線遠道而來，中國商船也沿著這條航線揚帆而去。當時的唐船因技術含量高，安全性能好而馳名中外，高者有兩三層，并安裝深水探測設備。公元十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麥素提曾寫下《黃金草地》一書，述說其在兩地的旅行見聞。在廣州附近，他看到“廣府河在距廣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國海，從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閣婆格諸島、占婆以及其他王國來的商船， 滿載著各自的貨物逆流而來”,而在阿拉伯，他看到“中國之船直航至阿曼波斯灣畔之西拉甫（伊朗古港）、巴林、俄波拉和巴士拉”.

    宋元明時期關稅年收入動輒百萬兩

    宋朝海上絲路之發(fā)達，又勝過唐朝。要知道，當時的西域已為西夏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把持，陸上絲綢之路早就有名無實，海運成為貿易的不二選擇。公元971年，宋軍剛剛攻克廣州，宋太祖立即下令在廣州重建市舶司。市舶司的建制始于唐代，類似于現(xiàn)在的關稅機構，它為朝廷帶來了極其豐厚的收入。按《宋會要輯稿》，公元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動以百萬計”,遠勝“取之于民”.

    瓷器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五大名窯出產(chǎn)的瓷器幾乎馳名亞非拉。宋代《萍洲可談》一書留下了當時遠洋船舶的記載。海船大多“深闊各數(shù)十丈，商人分占儲貨，人得數(shù)尺，下以儲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 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先進的海航技術使商船如虎添翼，宋瓷的海外市場得到相當大的擴展。據(jù)專家研究，亞洲的東部、南部、西部及非洲東海岸很多國家都發(fā)現(xiàn)了宋瓷的蹤影，深受各國貴族的追捧。比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薩拉丁就曾把40件龍泉青瓷送給大馬士革的蘇丹諾爾丁，以此表達最珍貴的禮儀。

    發(fā)達的海外貿易也大大促進了廣州內外港碼頭的建設。當時，廣州海運的外碼頭有扶胥和屯門兩大古港，內碼頭有光塔和蘭湖里，各碼頭帆影簇簇，一派熱鬧景象。

    另據(jù)學者考證，到了明朝，廣州的海外貿易航線進一步擴展，形成了廣州--菲律賓--拉丁美洲，廣州--歐洲及廣州--日本這三條遠洋航線。

    明末清初廣東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廣東新語》里說：“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shù)千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這“大贏利”自然帶來大大的熱鬧繁華，濠畔街、高第街一帶“香珠犀角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輳輻，日費數(shù)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聲，過于秦淮數(shù)倍”,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