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國古代并無“公務員”這個概念；但各級官員和辦事員其實也屬“公務員”范疇。在公務員工資成為熱議話題的今天，一起看一看，古代“公務員”的俸祿什么樣？

    西漢東漢

    因工資少，一些下級官員向老百姓伸手

    古代“公務員”也是拿工資靠俸祿生活的，但古代“公務員”更看重補貼的豐厚。所謂補貼，則指正常工資之外的正當收入，不屬于貪污腐敗、巧取豪奪得來的灰色收入。在古代，“公務員”最典型的工資性補貼之一，是各式各樣的“賞賜”,一直到清代都不絕。

    以西漢為例，賞賜便有定期賞賜、慶典賞賜、功勛賞賜三大類別，有的直接賞錢，有的則賞繒帛、酒肉、車馬，甚至連奴婢、房子都賞賜。

    朝廷一年有兩次定期賞賜，分為春賜和臘賜。臘賜更實惠：除了錢、糧，連牛肉都賞賜。如“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

    在漢代，官做得越大，所得賞賜便越多，很多時候得到的賞賜性補貼超過正式工資，官員僅靠賞賜便能致富。如漢武帝時期的酷吏張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員。《漢書·張湯傳》記載，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構陷，時任相當于今中央監(jiān)察部部長的御史大夫張湯冤獄自殺，死后清查，其“家產(chǎn)不過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賜，無它贏”.

    當時的1金為1萬錢，張湯所任最高職位御史大夫月俸4萬錢，“五百金”的家產(chǎn)僅靠死工資的話，不吃不喝也要積攢10年。張湯生前不腐敗，這些錢財大部分都是靠賞賜得來的。

    但張湯所代表的是漢代高級“公務員”階層，朝廷的賞賜一般到不了下級官員之手，西漢、東漢皆如此。一般“公務員”不只工資低，補貼也很少，甚至沒有。如東漢，當年最普通的“斗食”級“公務員”,月俸僅“十一斛”,相當于1100錢，而當時一個打工仔（雇工）月工資都有1000錢。因工資少，一些下級官員便向老百姓伸手，弄點補貼，逐漸發(fā)展成為腐敗。

    南北朝時期

    當官沒有工資

    魏晉時代，官場實行“九品官人法”,對各級“公務員”的評議劃分出九等考核標準。魏晉“公務員”低工資，一家老小怎么生活？靠的也是補貼和外快，綜合起來，魏晉“公務員”的實際收入并不比漢代低多少。其補貼來源，一是如漢代一樣有價值不菲的賞賜，二是在編制內的一至九品官員，可以合法占有50頃到10頃的土地，這筆外快遠遠超過法定俸額。

    不管怎么給公務員上調薪水，都沒減少貪污。所以，歷史上大多數(shù)時期官員都是低薪，甚至還有一段時期，當官是沒有工資的。

    當官沒有工資？是的，就在1600余年前的北魏。

    北魏創(chuàng)建之初，制訂了許多奇怪的制度，官吏無俸就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大概北魏是馬背民族，為鼓勵大家拼殺，不設俸祿，以戰(zhàn)利品自給，這在戰(zhàn)爭時期還行，在和平年代弊端就顯而易見了。官員們上有老下有小，那時老婆沒工作，孩子好幾個，皇帝吃飽了，不管手下人死活。當然，官員們不會眼睜睜餓死，既然沒有俸祿，那么貪污受賄、巧取豪奪就成了理所應當?shù)氖虑?，甚至一些地方官員需要靠地方豪強來供養(yǎng)。

    在南朝，國家機關的“公務員”（京官）沒有地方“公務員”（地方官）實惠，就是因為地方“公務員”補貼多。地方大員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還享受“雜供給”、“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許的收入。

    “雜供給”,由地方政府根據(jù)本地情況自行征收，很多官員將之當作福利補貼，甚至連雞魚肉蛋都向老百姓征收。南朝齊國吳興太守謝籫，本為京官，就任吳興太守后不思政務，整天就盤算著斂財撈外快，蕭鸞（齊明帝）當皇帝的建武初年，他向吳興老百姓征收雞蛋，收受了數(shù)千只雞。

    公開收禮則是地方“公務員”工資補貼的又一重要渠道。南朝“迎新送故之法”規(guī)定，地方官員調進調出都得送禮，“餉饋皆百姓出”.“送故”所得又叫“還資”,一般送故以三年為期，即離任后三年內，原任職所在地每年都得送禮，當時州郡都設有“送故”官員，稱為“送故主簿”.

    “迎新送故”的數(shù)額，似乎沒有統(tǒng)一規(guī)定，富裕的地方可能多送，窮地則少送。以郡縣太守“迎新”禮金來說，有的數(shù)百萬錢，有的幾十萬，最少的也有20萬錢。“迎新”禮金又叫“見資”、“行資”,應該比還資更豐厚，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時，名叫曹虎的官員出任雍州刺史，“得見錢五千萬”.

    所以，不少京官都希望出任地方官，希望多得外快和補貼。有的皇帝還把地方官的任命當作一種福利送給寵臣好官。如梁武帝時，揚州刺史府長史蕭介比較清貧，梁武帝親自給吏部尚書何敬容打招呼：“蕭介清貧，可以處一郡。”

    唐宋時期

    “公務員”也有消費券

    到了隋唐，于東漢末年開始的“菜田”、“祿田”制度被進一步引入“公務員”工資收入體系中。隋朝，在祿米之外，又根據(jù)官員地位和品級的不同，提供相應份額的田地作為官員俸祿的補充，稱之為“職田”.此外，又提供本錢（公廨錢）和相應田地（公廨田），以其收入作為辦公經(jīng)費，實則大半被當作了個人補貼。

    唐代“公務員”的收入相對穩(wěn)定，除了基本工資（祿米）、職田之外，還有以現(xiàn)金形式發(fā)放的“俸料錢”:月俸錢、食料、雜用等。月俸錢，就是每月官員俸祿的現(xiàn)金部分；食料用于工作餐和個人生活，有點類似現(xiàn)代餐費補助；雜用則用于自備工作所需物品。

    唐宋“公務員”不僅收入穩(wěn)定，收入也高，特別是宋代“公務員”,還有更多的補貼，名目多多。雖然也曾因邊境開戰(zhàn)、財政緊張而減薪；但正常情況下宋代“公務員”的福利還是令人羨慕的。

    宋代“公務員”的俸祿主要有正俸、加俸、職田三類，其中后兩類屬于補貼性工資。北宋初年，“公務員”的工資并不高，工資水平只有唐代俸祿標準的一半。到趙恒（宋真宗）當皇帝時，國家財政有了好轉，“富有多積”,于是在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開始考慮給“公務員”加工資。

    加俸，主要有職錢、衣糧、餐錢、茶酒廚料、薪蒿炭鹽以及各種添支。其中職錢是最主要的補貼性收入，也是正式工資之外的一項固定性補貼，主要加給大學士等職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員，依級別享受加俸。

    職田補貼始于咸平元年，之前并沒有，其補貼對象是外任差遣官員。依咸平二年的規(guī)定，當時一個小縣縣令可以有7頃職田，中縣縣令8頃，大縣縣令10頃；最高的是兩京、大藩鎮(zhèn)官員，可以分到40頃職田。

    宋代“公務員”除了加俸、職田外，賞賜也是少不了的，另還有“公使錢”、可以支配的有價證券等。公使錢相當于現(xiàn)代的接待費，實際也都被官員之間用來下館子、買禮品消費了。證券有驛券（免費乘用交通工具）、館券（免費住宿）、倉券等，這些券和現(xiàn)代各種消費券基本無異。

    約在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白居易為校書郎時，他在詩歌中寫道：“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遺，工資跟著增加了一倍。

    史載唐寶歷元年（公元825年），54歲的白居易任蘇州刺史，不知是因為蘇州是江南頭等富庶地方，還是白居易資歷比較老了，反正那時候他的工資已經(jīng)比較豐厚了，工資已是他剛做官時的十倍。

    明清兩代

    明代“公務員”工資中國歷代最低

    到了明清，政府奉行“薄俸”制度。比較起來，明代“公務員”的工資是中國歷代最低的。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制定的工資標準，正一品大員俸祿僅900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提高了標準，正一品為1000石。至于普通“公務員”,其俸祿就更低了，相當于副科級的從八品為65石，后加至70石。

    但明代低工資并不等于沒有補貼，如在洪武十四年的工資改革中，便在歲米之外，增加了不同數(shù)額的現(xiàn)金（俸鈔）。廢除了中國古代“公務員”傳統(tǒng)補貼制度中的“職田”,在部分地方官員中實行“養(yǎng)廉地”補貼，其享受對象是鎮(zhèn)守邊疆的官員。正德年間規(guī)定：“鎮(zhèn)守給水旱田各十頃，副總兵各半之……原無者各給水田一頃，永為養(yǎng)廉定例。”

    明代“公務員”是一個特權階層，享有諸多特權，如賦優(yōu)免（免稅），這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工資補貼。

    清代“公務員”待遇，比明代也好不到哪去，靠死工資連飯都吃不飽。清政府吸取了明朝薄俸易發(fā)貪腐的教訓，增加了“公務員”的工資性補貼。順治年間一度實行柴薪銀、心紅紙張銀、蔬菜燭炭銀、案衣什物銀等，后因財政緊張方取消。

    為了生活，地方政府便采取半合法的手法，增加“公務員”個人補貼，實物征稅時增大消耗比率，向納稅人多征，多出的部分叫“耗羨”,截留在地方使用，實際多被官員作為補貼吞沒。

    胤禛（清世宗，雍正皇帝）當皇帝后，改革全國財稅制度，耗羨歸公；但考慮地方?jīng)]有耗羨后，官員生活可能困難，首創(chuàng)“養(yǎng)廉銀”制度，發(fā)給一筆補貼，遠遠高出正俸，導致官員靠補貼生活。

    出于公平原則，除給部分京官發(fā)放養(yǎng)廉銀外，在京員中則實行“恩俸”制和“雙俸”制。所謂“雙俸”,就是再領取一份與正俸一樣多的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