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宋朝士大夫來說，苦讀詩書的目的不僅僅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更重要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當(dāng)時的讀書人，一旦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半職，獲得豐厚的待遇后，便紛紛買房產(chǎn)，置豪宅。趙普宅、寇準(zhǔn)宅、陳升之宅、蔡京宅、秦檜宅、王繼先宅，均是雕欄玉砌、金碧輝煌、奢華如神仙洞府，成為了宋朝各個時間段的標(biāo)志性建筑。

    在地窖中編著《資治通鑒》

    宋神宗時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資在西京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建了一座別墅，單中堂就建了三層，其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一時成為洛陽之冠。學(xué)者邵雍到王府做客，驚嘆之余，賦詩《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萬花香照酒巵紅。”

    當(dāng)時，與王拱辰同朝為官的司馬光，也在洛陽居住。不過，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區(qū)，氣宇軒昂，而司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敗，僅能遮風(fēng)避雨。司馬光正在編著《資治通鑒》，夏天酷暑難當(dāng)，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穴居期間，埋頭著作，寒磣而又另類，被人譏為“穴處者”.

    宋朝到宋神宗時期，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百余年的發(fā)展，承平日久，侈風(fēng)漸起。司馬光曾回憶說，數(shù)十年前，時任群牧判官的父親司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場上隨便買的，下酒菜僅限于肉醬、干肉、菜羹幾樣，水果僅止于梨、棗、柿之類，酒薄意盡，食少情深，主人沒有壓力和負(fù)擔(dān)，客人也絕無鄙薄。而如今，則豪華相尚，儉陋相訾，酒若不是宮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瑯滿目，竟然羞于請客。士大夫萬一要請客，往往提前數(shù)月準(zhǔn)備，廣尋佳釀，遍搜珍禽，準(zhǔn)備足夠充分之后，才敢發(fā)請柬。倘不如此，會被人家恥笑為小氣，朋友也會漸行漸遠(yuǎn)，越來越少，最后門前冷落鞍馬稀。

    相對于日益奢侈的世風(fēng)，“穴處者”司馬光卻一直固守底線，顯得簡樸、節(jié)約乃至吝嗇。他性情淡泊，不喜奢華，并深深懂得“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把皇帝賞賜作為辦公開支

    小時候逢年過節(jié)，長輩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臉紅，堅持脫下不穿。中進(jìn)士的時候，宋仁宗安排了“聞喜宴”（皇帝賜予新科進(jìn)士的宴會），款待十年寒窗的讀書人，并賜戴宮花，但司馬光認(rèn)為太過奢侈，獨(dú)不戴花，直到同科進(jìn)士勸說：“這是皇帝的賞賜，君命不可違。”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后，司馬光歷任翰林學(xué)士、御史中丞、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權(quán)在握的司馬光，不但對國家財產(chǎn)從無貪念，甚至還把皇帝給他的賞賜--名正言順的“私有財產(chǎn)”,作為單位的辦公開支，這在歷代士大夫間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據(jù)《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宋仁宗每年用于贈送、賞賜的東西，折合百余萬錢之巨。作為諫官的司馬光三次上書規(guī)諫。他說：“國有大憂，中外窘迫，在這財力困乏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shí)在必要的，應(yīng)準(zhǔn)許大臣用賞賜所得，捐獻(xiàn)于營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沒有同意他的建議，繼續(xù)大把花錢施恩。于是，司馬光便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金銀珠寶，拿出來作為諫院的辦公費(fèi)用，或接濟(jì)親友，堅決不給自己留下一絲一毫。

    皇帝賞賜多，工資津貼高，灰色收入足，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寬裕。俗話說，“飽暖生淫欲”,納妾蓄妓，一時成為風(fēng)尚。宋代魏泰《東軒筆錄》記載，與司馬光同時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寫“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那位，一次與同僚聚飲于錦江之上，半夜天涼，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們爭相去取，不多時，一人手里拿著一件，送來的衣服，竟達(dá)幾十件之多，真是妻妾成群。

    賣掉薄田為妻子料理后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司馬光也并非無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寶髻松松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難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為潔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馬光卻有自己的分寸，對于那些光怪陸離的所謂“享樂”,他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謹(jǐn)慎，遠(yuǎn)遠(yuǎn)地觀望一下，寫寫詩詞抒懷一下，也就夠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攬入懷里、吞下肚里。因此，司馬光詩詞里多情，生活中卻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聲色，恪守：“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納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個妻子。他與張氏結(jié)發(fā)三十余年，始終相敬如賓。因?yàn)闆]有生育，張氏甚急，背地給他買了一妾，他敬謝不敏。為續(xù)后，他收養(yǎng)了族人之子司馬康，作為養(yǎng)子。

    《左傳》曰：“侈，惡之大也。”司馬光牢記古訓(xùn)，堅守底線，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豐厚，賞賜頗多，卻始終惡衣菲食，不留余財。有朋友寫信給他借五十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宋代周輝《清波別志》）是啊，相對其他士大夫，五十萬或許是小錢，但相對于司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無法籌集的巨款啊。后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手頭拮據(jù)，只好把自己在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

    司馬光雖然淡泊簡樸，但淡泊中見真淳，簡樸中露風(fēng)骨。而且，洛陽十年窮日子，司馬光主編了《資治通鑒》這部近四百萬字的歷史巨著，成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學(xué)家，奢靡瀟灑如宋祁、蘇舜欽者，便無法望其項背，不能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