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shù)百萬兩黃金搶運入臺，成為蔣介石寄望東山再起的本錢。然而再多的黃金也挽回不了一個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一個時代的人心。

    ●“火種”

    1948年11月30日晚，一隊隊荷槍實彈的軍人突然開進上海外灘，連綿霓虹燈影，陡然化作肅殺靜謐。

    戒嚴同時，海關(guān)緝私艦“海星號”被“緊急動員”到外灘碼頭待命，一直等到凌晨1點才開船，卻又沒有立即出海，而是駛向了中國銀行碼頭。在那里，挑夫們扛著木箱，從滇池路銀行側(cè)門出來裝船。

    根據(jù)運出地點和木箱吃重，水手們知道了那是黃金。但他們被告誡“不要問是什么”.緊急戒嚴、深夜密運黃金的背后，是一個政權(quán)在短短三年間，從巔峰急跌至分崩離析的窘境與焦灼：淮河兩岸戰(zhàn)場上，國軍正重演東北決戰(zhàn)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黃維、黃伯韜兩主力兵團已全軍盡墨，當天，解放軍又緊隨杜聿明敗退的車轍進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門戶已然洞開。

    軍事失敗之外，國統(tǒng)區(qū)1948年8月發(fā)行的金圓券，三個月后已經(jīng)貶值500倍，在“轉(zhuǎn)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的失控與混亂中，許多上海富人已經(jīng)開始計劃逃離大陸。

    政權(quán)行將崩塌，桂系副總統(tǒng)李宗仁則在內(nèi)部逼宮，趁勢要求蔣介石下野。10月9日，腹背受敵的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首次談及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zhuǎn)運黃金。

    11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另選單純環(huán)境，縮小范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xiàn)局之敗，不以為意矣。”（美國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原件）顯見此時蔣已開始考慮放棄大陸。他所指的單純環(huán)境，就是臺灣。不過，此時國軍還控制著長江以南地區(qū)，考慮另起爐灶“并不意味著對大陸戰(zhàn)場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蔣“唯恐京滬失守”,因此著急要把原存上海國庫的黃金，分批運送到尚未受戰(zhàn)火波及的臺灣，剩余小額金銀，則分散存于成都、廣州等處，專供軍政機關(guān)發(fā)餉及軍費用途。

    后來國共和談破裂，國軍兵敗如山倒退往臺灣，從上海分批運送到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便因緣際會成為蔣介石另起爐灶“建設(shè)臺灣復(fù)興基地”、伺機“反攻大陸”的資本。（王豐《蔣介石秘運國庫黃金到臺灣之真相》）

    ●“本錢”

    檔案顯示，抗戰(zhàn)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爾后沒收了汪偽政權(quán)國庫的49.5萬兩，發(fā)行金圓券又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抗戰(zhàn)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shè)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shù)尚余400多萬兩。

    1948年11月底，一紙密電緊急送進俞鴻鈞的辦公室，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nèi)，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臺灣。

    早在1946年視察臺灣時，蔣就注意到了臺灣的重要戰(zhàn)略意義、日本經(jīng)營多年留下的獨立工業(yè)體系，并發(fā)現(xiàn)臺灣是“未被中共滲透的凈土”.因此，當大陸敗局漸明時，蔣最終在西康、海南、臺灣三個撤退方向中選擇了臺灣?；I劃黃金運臺的同時，1948年12月，蔣一紙電文，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令養(yǎng)病之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不久后，蔣經(jīng)國又獲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任命，而大批大陸重工業(yè)設(shè)備也開始陸續(xù)運往臺灣。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臺灣、另起爐灶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但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長子蔣經(jīng)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diào)度海關(guān)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xié)調(diào)。

    俞之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fā)，均一人任之，即于總裁室后之一小室中辦理。”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lián)系，“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fā)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到啟運之夕，“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 “海星號”等按計劃裝載了200萬兩，于1948年12月4日順利運抵臺灣。

    ●“全民公敵”

    意外的是，這批黃金啟運后第三日，《申報》就登出了簡訊“謂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頭是英國記者喬治·維恩發(fā)表于《字林西報》的報道。該報辦公地點就在緊鄰中國銀行的上海和平飯店樓上，200萬兩黃金秘密裝船啟運當晚，喬治·維恩從辦公室窗戶目睹了全過程。聯(lián)想到徐蚌會戰(zhàn)敗局，喬治·維恩進而推斷國府對未來已有新安排。于是他連夜發(fā)出消息稱“中國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tǒng)的方式---苦力運走。”

    沉浸在捕獲獨家驚天秘聞的喜悅中，喬治·維恩沒有意識到他的報道激怒了當局，于是很快被抓捕、速審速決判處死刑。幸虧其夫人趕緊托香港外國記者協(xié)會主席直接找到蔣介石求情，才得釋放。

    然而消息畢竟是公開了，原本發(fā)行僅半年已貶值500倍的金圓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抗戰(zhàn)結(jié)束之初，國民政府發(fā)行金圓券強兌民間黃金，引得民怨沸騰，被普遍認為是敗亡先兆。爾后物價失守、金圓券一路狂貶，令民怨持續(xù)發(fā)酵，政府被迫宣布允許上海市民以1000金圓券兌換黃金1兩，但每天限兌1000兩，先來先購。

    在市民排長隊等待兌換黃金的當口，蔣介石卻將原本用于金圓券發(fā)行準備的巨額國庫黃金悉數(shù)南運，民眾的焦灼頓時變成了絕望的瘋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們情緒失控，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爭搶、沖撞、踩踏，釀成7死50傷，是為“黃金擠兌慘案”.

    爾后，國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此舉徹底阻斷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圓券剛發(fā)行時，2元金圓券能換1塊銀元；到1949年1月已經(jīng)變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時，1000萬金圓券都兌不到1塊銀元；到1949年6月，銀元價格更是達到了5億金圓券一枚。

    “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眾多人民的生活，世所罕見。”吳興鏞《黃金密檔》一書中，收錄了一位大陸醫(yī)學教授2004年的來信：“政府撤退到臺灣時，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臺灣的情況，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chǎn)，十分痛恨。”“金圓券成為廢紙，人民財產(chǎn)付諸東流，國民政府也就成了全民公敵。”

    ●搶運

    但蔣介石似已顧不上這些，軍費開支龐大、戰(zhàn)局日漸糜爛，更有李宗仁等政敵步步緊逼其下野，促使其決心爭分奪秒加緊運送黃金。因蔣深知，下野后絕不可能繼續(xù)掌控金庫。1949年1月1日，50萬兩黃金自上海秘密運臺。1月10日，又有10萬兩黃金悄然運離上海。此時，淮海戰(zhàn)役中，國軍完敗，內(nèi)外交困中，蔣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為此，他必須提前制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后繼續(xù)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diào)撥預(yù)支剩余國庫黃金。但財界對此意見不一，財政部長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他擔心此舉會導(dǎo)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fā)擠兌風潮，后果不堪設(shè)想。

    于是蔣介石特派蔣經(jīng)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雙方最后達成妥協(xié)：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yù)支”軍費的半數(shù)。

    1月11日，時任國軍聯(lián)勤總署軍需署長吳嵩慶收到指令，辦理把黃金轉(zhuǎn)成軍費的相關(guān)草約。這是蔣下野后仍能運走國庫黃金的關(guān)鍵。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蔣介石更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jīng)理席德懋，“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最終，蔣介石如愿在下野前還搶運了一批黃金。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艦艇“海平號”和“美朋號”,裝載著1800萬銀元、90萬兩黃金駛離上海外灘碼頭時，竟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因此時離蔣介石下野只剩18小時。

    不過，1月10日、20日的兩批黃金，都沒有直運臺灣，而是運到了廈門鼓浪嶼的絕密戰(zhàn)時金庫。

    ●密約

    令后人不解的是，運往廈門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竟然完全沒有列入臺灣“央行”黃金收支賬目。臺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yù)算和支出資料。

    由這份草約，“央行”名正言順轉(zhuǎn)出了國庫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吳成了蔣的“白手套”.這是蔣不想攤在陽光下的秘密軍費，用以購買支撐內(nèi)戰(zhàn)所需的槍炮彈藥。

    “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記錄。”吳嵩慶之子吳興鏞研讀過父親遺稿后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yīng)是被故意銷毀，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黃金草約同樣消失無蹤。

    臺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臺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沉沒于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這批檔案中。

    不過吳興鏞查閱央行往來文書后認為，隨“太平輪”沉于海的應(yīng)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賬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臺北的央行檔案內(nèi)。當然，也不排除戰(zhàn)亂中遺失或被故意銷毀的可能。

    然而，吳嵩慶生前同樣疑問糾結(jié)：這筆黃金的賬目到底清不清楚？軍需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生前曾談到，到臺灣后，老上司吳嵩慶曾讓他核算準確數(shù)字。

    “東運在東，西運在西，天天變地方，總數(shù)兜不起來。”董德成說。

    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成6批完成，共70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shù)卻是100萬兩。

    輾轉(zhuǎn)追尋“黃金密檔”多年的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臺灣長天傳播總經(jīng)理丁雯靜稱，除了廈門絕密戰(zhàn)時金庫外，后來倒戈投向共產(chǎn)黨的國軍第一戰(zhàn)艦“重慶號”上，存有28萬兩黃金，或許正是那批失蹤黃金。

    “重慶號”后被國軍轟炸機炸沉于葫蘆島軍港。丁雯靜從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慶號”老兵口中獲悉，1951年4月，解放軍曾打撈“重慶號”遺骸，共撈起銀元三十余萬元、黃金十余萬兩。

    ●暗戰(zhàn)

    蔣下野后，俞鴻鈞也隨之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蕓卻認為，“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xù)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務(wù)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xù)籌劃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jīng)國兄催辦”.這催辦對象，指的正是劉攻蕓。這時，距離蔣下令全部劃出國庫黃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jīng)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wù)，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于說服了劉攻蕓。

    此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lián)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人，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滬，與軍需署長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蕓，配合俞鴻鈞的極力勸說。劉攻蕓終于動搖，同意交出國庫剩余黃金銀元。

    但劉攻蕓已從此失寵于蔣氏父子，后來雖然也去了臺灣，終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終老。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上海機場同步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同時起飛，載著55.4萬兩黃金直奔臺灣。

    至此，南京國庫已然凈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20萬兩。而臺灣已有當時國庫黃金總數(shù)的十分之六，共300.4萬兩。

    剛擺平劉攻蕓、如愿運出黃金，2月8日，蔣介石又風聞李宗仁正設(shè)法控制中央銀行，立即派侍從秘書周宏濤飛赴上海。周宏濤打探到，此時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臺，“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蔣介石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發(fā)現(xiàn)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職總統(tǒng)近一個月。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蕓，不得再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蕓沒有答復(fù)。

    李又致函臺灣省主席陳誠，要求運回黃金，并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陳回函稱“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xié)調(diào)。”李再找央行，劉攻蕓答復(fù)“黃金現(xiàn)在已經(jīng)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終只能進入檔案柜。

    陳誠的報告到達溪口后，蔣在日記中稱“李、白運動立委，擬將臺廈現(xiàn)金運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這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

    但李對這批黃金從未放棄，甚至向蔣介石送達備忘錄，但蔣未予理睬。“李德鄰留桂不來穗，其目的在要求軍權(quán)與財權(quán)。”（《蔣介石日記》1949年5月2日），而美國也以此借口拒絕援蔣，“美國務(wù)卿問顧（維鈞）大使……‘何以不用臺灣存金’”（《蔣介石日記》1949年7月3日）

    ●爭奪

    李宗仁到底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南京失守，他黯然離去。

    李離去之時，上海街頭也已一派臨戰(zhàn)氣氛。負責守衛(wèi)上海的湯恩伯，還有一項秘密任務(wù)：運出上海金庫剩余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

    5月中旬，蔣連續(xù)給湯發(fā)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shù)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

    親筆信之外，蔣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后湯親筆留字條，要中央銀行“除暫存留黃金五千兩，銀元三十萬兩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是臺灣。

    此時，解放軍已在上海城外擺開陣勢，而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核專員黃競武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運走黃金。黃已于1949年2月成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黨外人員。根據(jù)中共地下黨方面安排，黃一邊監(jiān)視著上海國民黨密運黃金行動，一邊發(fā)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還與銀行職工聯(lián)合發(fā)動罷工拒運。

    由于黃競武號召阻止黃金運臺，更策動了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所屬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甚至與上海國軍某軍長級別要人商談“虛江灣閘北一線，俾共軍入滬”,終于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辦公室內(nèi)被毛森指揮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wù)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于南市車站路國防部保密局監(jiān)獄內(nèi)。

    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只。

    湯調(diào)動的黃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等到兩天兩夜后黃金終于裝運完畢，上海城內(nèi)已出現(xiàn)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

    而漢民輪更遲到5月19日黃昏才離港，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才在兩艘軍艦護航下重新啟錨。

    此后旅程看似一路風平浪靜，然而負責秘密押運的軍統(tǒng)上校特工江源，卻經(jīng)歷了驚心動魄。離亂中的黃金船，終究有人經(jīng)受不住“閃閃發(fā)亮”的誘惑，漢民輪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議私分黃金，“江先生，從上海到臺灣有好多小島，我們把這個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這個小島上去做金銀島主怎么樣？”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職員這一公開身份。江源趕緊組織船上秘密武裝押運人員，“總共八個還是十二個”,四人一組一路輪班嚴密守護金庫，直至靠港。

    同樣的覬覦，也發(fā)生在1949年8月從鼓浪嶼運送12.5萬兩黃金前往臺灣的“錫麟輪”上。當年廈門海關(guān)署工作人員孟昭年，在船上親眼目睹了一名偷盜黃金的軍人被抓獲。帶兵的軍官特意集合所有船員、軍人到甲板上觀看，并警告“偷黃金就要槍斃”,然后一槍打死了偷盜者。

    ●臺灣生與死

    5月27日，解放軍占領(lǐng)上海，運輸大隊長張振國率隊直奔上海外灘中國銀行，把人民幣送進了“至少兩三個籃球場那么大”的遠東第一地下金庫，金圓券時代至此結(jié)束。

    臺灣那頭，俞鴻鈞于1949年6月15日受蔣介石指示，以80萬兩黃金為準備金，發(fā)行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lián)動的新臺幣，并以1:40000兌換舊臺幣，但最初臺灣民眾對于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

    為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發(fā)行準備，陳誠委由臺灣衡陽路的一眾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臺幣可以換黃金。

    “去了就換到，人心就安了。”時任“央行”副總裁徐柏園的女兒徐林秀說。于是，新臺幣幣值穩(wěn)定了，人心也逐漸安定下來，國民黨政權(quán)“一個大烏龜帶了很多小烏龜，漂洋過海光屁股過來”的印象，由此改變。

    蔣介石日記校閱者潘邦正進而認為，新臺幣贏得信譽和民心安定之間的良性互動，也為臺灣此后十多年的經(jīng)濟穩(wěn)定奠定了基礎(chǔ)

    作為新臺幣發(fā)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臺灣時艱難歲月中的支點，據(jù)丁雯靜考證，國民黨政府來臺初期幾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jīng)濟計劃、以及扶持和發(fā)展民營企業(yè)等。

    當時，臺灣一位軍階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領(lǐng)7塊新臺幣；一位公務(wù)人員平均也僅十幾塊新臺幣。拮據(jù)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嶼金庫中的100萬兩黃金，九個月后就只剩12.5萬兩了。這讓蔣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fā)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辦？”

    因此，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復(fù)行視事”、對著民眾揮手微笑時，其實正心頭苦澀：一觸即發(fā)的兩岸戰(zhàn)事、60萬大軍的給養(yǎng)，正快速吞噬著運臺黃金。周宏濤在回憶錄中稱“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到1950年6月，臺灣庫存黃金已經(jīng)只剩三個月存量。

    朝鮮戰(zhàn)爭卻在此時爆發(fā)，美國轉(zhuǎn)向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quán)，第七艦隊加入?yún)f(xié)防臺灣任務(wù)，隨后又恢復(fù)了為期15年的對臺經(jīng)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臺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jīng)濟起飛。

    ●血淚黃金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回臺灣、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shù)繳回“國庫”,總計108萬兩。

    此前，由廈門鼓浪嶼秘密戰(zhàn)時金庫運來、存于吳嵩慶個人戶頭的黃金，一直游離于“國庫”之外，成為蔣介石事實上的“小金庫”.吳興鏞從父親吳嵩慶生前日記中看到，蔣常用這筆錢應(yīng)付一些額外需要，如資助親信留學創(chuàng)業(yè)、出訪開支等等---臺灣有名的《聯(lián)合報》，其創(chuàng)業(yè)資本也是從這筆錢里劃撥的。

    對這個“小金庫”的存在，陳誠也頗為不滿。“從父親日記里看到，陳誠對他‘頗有微辭',我猜想跟這個小金庫的存在有關(guān)。”吳興鏞說。此外，俞鴻鈞和周宏濤等人也不斷提醒蔣，這筆黃金不是國民黨私產(chǎn)。

    隨著“小金庫”撤銷，成功協(xié)助臺灣度過艱難歲月的大陸運臺黃金，也終于退出歷史舞臺。2008年5月，盧秀燕等四名臺灣“立委”視察臺灣烏來山區(qū)文園金庫時發(fā)現(xiàn)，當時臺灣“國庫”黃金總數(shù)1362萬兩，其中108萬兩為大陸運來，自1950年6月入庫后再未動用。

    而黃金密運一事，也便隨著當事人的老去，漸漸步入歷史的塵埃。但無論是蔣經(jīng)國等策劃者，還是被挑選參與了密運的吳嵩慶等人，都并非沒有心理負擔。蔣經(jīng)國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一書里描述道：每一個銅錢敲開來都是血，銅板敲出來都是血，何況是黃金？這或是暗示“這些錢我們拿來是有愧的”.

    丁雯靜說，許多參與者最初都不愿意開口，“把屬于全體人民的黃金運到臺灣去，他們顧慮留在大陸的親人會被指責。”也因此，丁雯靜在采訪過程中經(jīng)常是三顧、四顧甚至更多次登門，對方才打消顧慮。

    以吳嵩慶為例，其自1947年起，擔任國民黨軍隊的財務(wù)、軍需總監(jiān)達15年之久，且每周參加國民黨政府“總統(tǒng)府”軍事及財經(jīng)兩次最高機密會議。在他1991年去世時，吳興鏞和母親就顧慮，倘若給從沒離開過大陸的兄弟們看這些資料，會否影響他們在海峽那邊的生活？

    “至少會帶來些困擾吧。他們業(yè)已過古稀之年，還是少知道些為好。”

    江源的夫人米繩祖最初也一再拒絕訪問，因為擔心“上海的親戚們知道先生協(xié)助蔣介石運黃金，會不諒解。”倒是90歲的張振國，淡淡地說“蔣介石的軍隊，也要穿衣吃飯呀，他又不是傻瓜。”

    1997年，吳興鏞在《傳記文學》上撰文，建議以部分運臺“剩余”黃金所值的利息，來設(shè)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以增進兩岸善意互動，“也是對大陸許多由于這些’現(xiàn)金‘運臺而導(dǎo)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征性的’補償‘.”

    “黃金運臺史，也是那個時代兩岸人民的血淚史，再多的黃金也挽回不了一個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一個時代的人心。”盧秀燕說。據(jù)人民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