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戶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當時諸國征戰(zhàn)，人口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之一。賦稅、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嚴密的戶口登記制度，”四境之內(nèi)，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眾自由遷徒，”廢逆旅“、”使民無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介紹信，否則客人與店家一塊治罪。通過建立嚴密的戶籍制，秦國獲得了強大的財稅汲取能力與全民動員能力，在爭霸戰(zhàn)中勝出。秦末，劉邦的軍隊攻入咸陽，諸將忙著搶金銀財寶，搶美女，蕭何則搶先收繳了秦王朝的戶籍檔案，這體現(xiàn)了他過人的政治遠見，后來”漢王（劉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也，以（蕭）何具得秦圖書也“.
戶籍制度有兩個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稅征役，二是實現(xiàn)社會控制。歷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統(tǒng)計、登記全國人口。
漢代：從私民到公民
大漢王朝的某年仲秋（八月），西北，萬里晴空。張掖郡居延縣的縣衙門口，排了長長一大溜人，那是居延縣的居民，他們按照國家的法令，扶老攜幼，前來縣衙登記戶口，并接受官府的驗查。這個過程叫做”案比“.
居延縣西道里的一名燧長（邊疆哨所所長）徐宗，也夾在人群中。他今年五十歲，家有七口人，家產(chǎn)（包括住宅、田產(chǎn)及耕牛）共值一萬三千錢。這些戶籍信息，他必須如實報告衙門，由衙門登記造冊。
漢代繼承了秦朝的全民戶口登記制度，將全國的地主、自耕農(nóng)、雇農(nóng)、傭工、商人，全部編入國家的戶籍，這叫做”編戶齊民“.國家要求各縣在每一年的仲秋，都要進行”案比“,更造戶籍，戶籍登記的信息包括：戶主姓名、性別、年齡、身份、籍貫、家庭成員的數(shù)量、性別及其與戶主的關系、財產(chǎn)（包括奴婢數(shù)目）等等。然后，縣衙將各戶戶籍造冊上報郡國，郡國匯總又上報朝廷，朝廷則設立”計相“與”戶曹“,管轄全國戶籍。
從法律意義上說，所謂”編戶齊民“,是指所有編入戶籍的大漢居民，不論東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國家的公民（請注意，”公民“一詞，早在先秦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意為”國家的人“,與隸屬于貴族的”私民“相對），具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其中最重要的義務是向國家提供賦稅與徭役。漢代實行過按家貲多少”算貲“的財產(chǎn)稅，但主要還是征收人頭稅，包括”算賦“（向15歲至56歲的成年人征收）、”口賦“（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戶賦“（按戶征收）。另外，每一個成年男丁，還必須為國家服”正卒“役二年、”戍邊“一年，并在本縣服一個月的無償勞役。徐宗所擔任的燧長，應該就屬于”戍邊“的徭役。漢代也限制自由遷徙，人戶要遷移戶籍，須經(jīng)”鄉(xiāng)嗇夫“批準。脫籍流亡是觸犯法律的。所有賦稅與徭役的征收及社會控制的實現(xiàn)，都必須通過發(fā)達的戶籍制度來支持。
”編戶齊民“的出現(xiàn)，乃是中國自封建制進入郡縣制的一大嬗變。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國性戶籍制度的，全民登記戶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與人口，都分封給無數(shù)的諸侯國。而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塊封邑，將其余土地分封給各個大夫。也就是說，周天子能夠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狹小的王畿。雖然周朝設有”司民“之官，”掌登萬民之數(shù)，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但這里”書于版“（計入戶籍）的人口，顯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諸侯國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著的；同樣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諸侯也是管不著的。這樣，經(jīng)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屬于不同層次的貴族（周天子、諸侯與大夫），他們是各級貴族的”私民“,而不是國家的公民。這樣的社會，也是一個多層次的塔狀社會。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會結(jié)構(gòu)變得扁平化，不再有貴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體臣民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這可以看成是時代的進步，因為編戶齊民意味著將國民從隸屬于貴族的人身依附狀態(tài)中釋放出來。但同時這也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陷阱，因為失去了貴族這個中間階層，國家直接統(tǒng)轄無數(shù)的編戶齊民，極容易造成國家對國民的奴役、國民對國家的依附。
當漢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隊申報戶口的時候，他應該想不到戶籍制度背后的深刻歷史變遷，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報或虛報戶籍信息，將受到官府的懲罰。兩千年后，在中國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便有徐宗的戶籍檔案。感謝這批在兩千年的風沙中保存下來的文物，讓我們今日仍有機會見識一下漢代戶籍檔案的面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戶主兒子）一人；男同產(chǎn)（戶主兄弟）二人；女同產(chǎn)（戶主姐妹）二人。宅一區(qū)直三千；田五十畝，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與賤民并立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報戶籍信息的時候，還必須接受一道叫做”團貌“的程序。”團貌“,繼承自隋朝的”貌閱“制度，意思是說，縣衙門在居民登記戶籍時，要驗查戶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虛報年齡或假冒殘疾來逃避賦役。驗查無誤之后，便根據(jù)年齡大小在戶籍檔案上注明”黃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3歲以下為”黃“,15歲以下為”小“,20歲以下為”中“,男性居民21歲以上為”丁“,60歲為”老“.成丁即意味著要承擔賦役。
包括”團貌“在內(nèi)的戶籍登記，每三年舉行一次。因為有了”團貌“的程序，唐代的戶籍檔案通常還記錄有人戶的體貌特征，如膚色﹑身高﹑面部有何特點。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賬殘卷中，就發(fā)現(xiàn)不少戶籍資料都注明了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類的文字。古代沒有照像技術，這些對體貌特征的描述相當于照片，可以防止作偽，也可作為民戶脫籍逃亡后的追捕線索。這也顯示唐代的戶籍制度已發(fā)展得更加嚴密了。
唐朝因承創(chuàng)自北魏的均田制，國家要按照戶籍上的丁口向每個家庭授田，18歲以上的男丁每人授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受田之人去世之后，則由國家收回；另外20畝為”永業(yè)田“.口分田與永業(yè)田原則上都不允許自由買賣，只有在戶籍遷移或無力喪葬時，才準許出賣永業(yè)田。女性一般不授田，只有當戶主時才得授田50畝，寡妻妾也可授田30畝。商人的授田數(shù)量是平民的一半。貴胄與官僚則可以擁有從200畝至100頃的田產(chǎn)。獲得了國家授田的百姓，需要為國家納稅和服役。唐朝的賦役也屬于人頭稅，每丁每年納粟二石，叫做”租“;輸絹二丈，叫做”調(diào)“;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應役，則按每日三尺絹折納，叫做”庸“,合起來，就是”租庸調(diào)“制度。
均田制是一種比較均平的財產(chǎn)制度，大體上實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抑制了土地兼并。但農(nóng)民也因此被束縛在土地上，無法自由遷徙。老百姓要出個遠門，需向戶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請”公驗“（類似于通行證），才可以出入關津。我們以為長安城可以來去自由，那是浪漫的想象。守城的門卒若放了沒有”公驗“的人入關，要被罰服一年苦役。
但唐代戶籍制度跟秦漢時期的最大差異，并不是增加了”團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編戶“與”非編戶“兩個不平等的階級，編戶為良民（自由民），非編戶為賤民（非自由民）。換言之，國家的編戶齊民只覆蓋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則屬于賤民，沒有資格編戶，只能附籍于主家。唐代的賤民主要包括給官府服役的官賤民，如工戶、樂戶、雜戶；以及依附于門閥世族的私賤民，即部曲、奴婢，他們是屬于私人的財產(chǎn)，可以像貨物畜產(chǎn)一樣交易。
唐代良賤制度源于魏晉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變成壟斷了政治權力、經(jīng)濟特權與社會地位的門閥世家，他們十分重視譜牒的修訂，并只在豪門中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tǒng)；而另一批失去土地與財產(chǎn)的平民，則成了依附于門閥的部曲、奴婢，喪失了獨立的法律地位。這有點像先秦的貴族與私屬的關系，不過魏晉以降的”封建“并不是國家建制，而是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結(jié)構(gòu)。
如果我們想穿越到唐朝，那請先祈禱：別降生在賤戶之家。
宋代：遷徙的自由
由唐入宋，中國社會發(fā)生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拉開中古與近世的歷史分期。我們這里只介紹與戶籍制度有關的變遷：經(jīng)過五代的廝殺，門閥世族土崩瓦解，消失于歷史煙塵之中，原來的部曲也得以擺脫人身依附狀態(tài)，獲得良民的身份，納入國家的編戶齊民。即從前的賤民，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者說，都成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戶籍制度也不再將國民區(qū)分為”良民“與”賤民“,而是根據(jù)居城或居鄉(xiāng)，劃為”坊郭戶“與”鄉(xiāng)村戶“,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戶口，意味著城市人口的擴張，市民階層已然形成。又根據(jù)居民有無不動產(chǎn)，劃分”主戶“與”客戶“,再以家庭財產(chǎn)之多寡，將主戶劃為不同戶等。宋朝的戶籍檔案叫做”五等丁產(chǎn)簿“,每隔三年編造一次，雖然帶著”丁“字，但實際上五等戶的劃分跟各戶人丁數(shù)目毫無關系，而是以各戶財產(chǎn)多少為標準。這里有個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經(jīng)解體，宋朝立國，即承認土地徹底私有的現(xiàn)實，允許產(chǎn)權自由流動，不抑兼并，于是貧富分化并經(jīng)常互相轉(zhuǎn)換。漢朝的那位徐宗，家產(chǎn)只有”一萬三千錢“,按宋代的標準，最多只能混個下等戶。當然，如果他辛勤勞作，積累財富，購買田地，以后上升為上等戶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貧富無定勢“,乃是宋代社會的一個特點。
按財產(chǎn)劃分戶等，是出于征稅、征役之需。宋朝的稅制，完成了從以人頭稅為主到以財產(chǎn)稅為主的轉(zhuǎn)變--建立在”均產(chǎn)“理想上的”租庸調(diào)“此時已退出歷史舞臺，代之”以貧富為差“的”兩稅法“,上等戶納稅多，下等戶納稅少，客戶由于沒有田產(chǎn)，則不用繳稅。因宋朝實行募兵制（雇傭兵），國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從前的徭役是按人頭攤派的，宋朝則出現(xiàn)了以錢代役的趨勢，并且跟戶等掛鉤，即富戶要承擔更重的服役義務。從人頭稅到財產(chǎn)稅，正是社會從中古進入近世的特征。
戶籍對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縛，也正在減弱中。宋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來自商業(yè)的稅收與征榷收入超過了農(nóng)業(yè)稅，這是史無前例的），寧靜而安定的小農(nóng)社會秩序已被打破，農(nóng)民棄耕從商的事很常見，如南宋初，岳州農(nóng)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戶沒有田產(chǎn)，更不會被束縛在土地上，”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戶要退佃離開，地主是不可以阻撓的。客戶因其飄浮不定，又被稱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戶少而客戶多，往來不定，口尤難記“,連戶口登記都出現(xiàn)困難。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傭工、流民，如建康府曾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無作業(yè)“.
宋朝的戶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一個人移居到一個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獲得當?shù)貞艨?。今日在京城流浪多年仍未能取得一紙戶籍?rdquo;北漂族“,看后會不會生出幾分”羨慕嫉妒恨“呢？
宋代社會因其顯著的開放屬性與商業(yè)屬性，而呈現(xiàn)出遠遠強于前代的流動性與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嘆說：”古者鄉(xiāng)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xiāng)土，轉(zhuǎn)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
明代：職業(yè)戶制的建立與瓦解
歷史的發(fā)展并不總是向前進步，有時也會倒退。宋朝時，農(nóng)民拋棄田產(chǎn)，外出經(jīng)商，地方政府提出將這些田產(chǎn)收回，而受到戶部的批評和拒絕。也就是說，農(nóng)民的產(chǎn)權與經(jīng)商權利，得到朝廷的承認。到了明朝初期，農(nóng)民就沒有這種擇業(yè)的自由了，朱元璋嚴禁農(nóng)人棄耕從商，令民專守田業(yè)，”市村絕不許有逸夫“.
開創(chuàng)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個以小農(nóng)為本的寧靜秩序。體現(xiàn)在戶籍制度上，明政府將全國戶口按照職業(yè)分工，劃為民戶、軍戶、匠戶等籍，民戶務農(nóng)，并向國家納農(nóng)業(yè)稅、服徭役；軍戶的義務是服兵役；匠戶則必須為宮廷、官府及官營手工業(yè)服勞役。各色戶籍世襲職業(yè)，不容更改，農(nóng)民的子弟世代務農(nóng)，工匠的子孫世代做工，軍戶的子孫世代從軍。
這一職業(yè)戶制度，繼承自元朝的”諸色戶計“.元人入主中國之后，為強化國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設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諸色戶計“制度，境內(nèi)居民被劃為民戶、軍戶、站戶、灶戶、匠戶、儒戶、醫(yī)戶、陰陽戶、打捕鷹戶等近百種戶籍，職業(yè)一經(jīng)劃定，代代相承，不得隨意變動。”諸色戶計“的本質(zhì)是”全民服役“,各色職業(yè)戶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勞役，比之宋代出現(xiàn)的賦役向財產(chǎn)稅轉(zhuǎn)化的近代化趨勢，”諸色戶計“無疑是歷史的逆轉(zhuǎn)。
朱元璋以明代元，于洪武二年下詔：”凡軍、民、醫(yī)、匠、陰陽諸色人戶，許以原報抄籍為定，不得妄行變亂。違者治罪。“戶籍登記完全照抄元朝的”諸色戶記“.次年，朱元璋下令進行全國人口普查，登記造冊，一冊兩份，戶籍保存于官府，類似于今日的戶籍檔案；戶帖交給居民，類似于今日的戶口簿。這一戶籍制度還是沿習元朝”諸色戶記“,分為各色職業(yè)戶。同時，建立在戶籍制度上的社會控制也進一步加強，明政府規(guī)定農(nóng)民的活動范圍限于戶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間，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離鄉(xiāng)百里，”即驗文引“;商人外出經(jīng)商，也必須領取官府頒發(fā)的”路引“（類似于介紹信），否則按游民處置，”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商人戶籍所在地的鄰里被要求務必知道外出經(jīng)商之人的歸期，若兩載不歸，要向官方報告。
明初的戶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種井然、安靜的社會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緊緊束縛在戶籍上，不得自由流動，社會的活力也因此喪失殆盡。直到明代中后期，隨著職業(yè)戶制度的松懈，商品經(jīng)濟的興起，明朝社會才恢復了兩宋時代的開放性、流動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時，朝廷宣布”攤丁入畝“,戶籍不再作為征稅的依據(jù)。但戶籍制度的社會控制功能，還是一直保留著。這里不展開細述?，F(xiàn)在，我們來回顧一遍從秦漢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戶籍制度變遷，將會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社會并非如一些歷史學者所說的，是一個”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是一段”停滯“的歷史，而是一直變動不居，曾經(jīng)自發(fā)演進到近代的門口，又陰差陽錯出現(xiàn)倒退。大歷史的得失，也能從戶籍制度這個小小窗口，略窺一二呢。
據(jù)《國家人文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