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是中國人的一項偉大發(fā)明
樓蘭殘紙從一個側面提供了二世紀至四世紀中國書法發(fā)展現狀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及個性化的明顯走勢。把這一走勢和先前的秦篆漢隸以及此后的南北朝，隋唐書法聯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比較就是對中國書法的又一個再認識的問題。
樓蘭殘紙中有幾處提到了具體的書寫時間地點人物，如“樓蘭主國胡那羨”,“在樓蘭”,“秦始四年”紀年，前涼西域長史李柏致焉耆王龍熙的信稿，張濟文書手稿，敦煌要員視察樓蘭等等。根據這些記載，除了對樓蘭的社會生活狀態(tài)和中原王朝與西域的交往有個大概的了解，還可判斷出樓蘭殘紙的書寫年代。樓蘭殘紙記錄最早的紀年是三國魏齊王曹芳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最晚紀年是建興十八年（330年）。
據此可知至少在252年-330年的78年里，樓蘭仍在中原王朝的管控之下，盡管它的后期可能已處于社會極不安定的火山口上，因為在399年（距離330年69年）高僧法顯途經樓蘭時，這里已經淪落為“死亡之海”.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此時期書法發(fā)展的研究。在399年樓蘭消失在茫茫漠地的時候，書法發(fā)展并未中斷。一座城池沒有了，而這座城池深埋在沙漠中的墨跡則完整地保留下來。恰恰是書寫在這78年之間的500多件殘紙簡牘，彌補了中國書法在最重要的節(jié)點時期曠世久遠的空白和遺憾。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當感謝無情的黃沙保護了墨跡基本不受侵害。
其實，樓蘭城池在四世紀前后被黃沙掩埋，雖然從物質意義上不存在了，但是它在中國文化心理層面上卻是永存的。它所秉承的華夏文脈并未因它的消亡而消失和斷裂。相反，它成為了人們抒發(fā)情懷、寄托壯志的事物。
王昌齡詩：“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些詩作寫于樓蘭古城消失幾百年后的唐代，此時的樓蘭已不具有任何社會的、軍事的意義，但是它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不斷呼喚，不斷暗示著中國文人騷客們什么。
借樓蘭發(fā)思古之幽情，樓蘭明月在，塞外秋風寒。這大概在昭示人們去發(fā)現深埋沙中的中國文化之根吧。
中國書法是華夏文明的結晶，“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符號”.（注，見《中國書法申遺之路》007頁）它在記錄文明的同時，也讓自身成長為獨立的藝術，并在“眾多藝術門類中曾經占據著主導地位”.
從約公元前14世紀的甲骨文、金文至公元前二世紀中國書法完成了由具象到抽象，由記事到審美的過程。這一過程標志著書法美學和書體以及形制載體形式的變化。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實行專制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由分封制改為郡縣制，建立了新型的國家體制并影響至今（現在世界上所有的體制均源自于秦時的國家體制。注：見《鑫報》）。秦朝將春秋諸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統(tǒng)一整合為“車同軌，書文同”,立“篆”體為“國體”,由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以此三篇字體規(guī)范天下書寫標準，以法律的形式頒令域內推廣之。
秦篆，筆畫尚直、圓弧均勻，字結構對稱，粗細一致，從字體、筆畫、結構對書寫作出了規(guī)范，為后世所稱道不已。其實，秦篆在書法定義上是一次倒退和阻隔。因為在秦篆產生之前，書法已經從大篆向隸書演變，這種演變是書法的必然進展。而秦篆強調并強化了大篆的箍意而扼制了隸書的隨意和大眾性，從書體上是由簡向繁的退傾，從美學上是由“麗”向“僵”的倒退。
公元前202年漢朝誕生。新生的漢政權在政治上采取開明政策，在文化上也采用較為寬松的態(tài)度，致使隸書得以發(fā)展并成為主流書體。漢隸橫長豎短，有波磔字型呈橫勢，挑波平硬，如折銀釵。但是漢隸由于本身脫胎于篆體，且濃郁的裝飾性，仍然面臨書寫較慢，不宜推廣的弱點。因此，再次面臨改革的問題。書體的“進化”與“蝶變”是以易寫易讀為基本原理的，它由具體到抽象的變異始終是在解決“兩易”的問題。時至東漢中后期，一種以俗體書法--即行書的書體誕生并逐漸流行開來。許慎《說文解字·敘》記載：“漢興有草書。”我們暫且以此為據，其實，從居延、敦煌、武威漢簡推斷，西漢時出現了隸書的變異體，如居延陽朔元年牘和敦煌始建國元鳳年牘等，《非草書》析解草書的起源之因：“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簡化字體和簡化書畫促進隸書向其他書體轉變。
行、草、楷等書體在東漢之際產生，（注，見《中國書法史·兩漢》）論述：兩漢四百多年是各種書體演變、孕育和產生的時期，隸書、草書和行楷書在筆法和形體結構上比之篆書相對單一均勻的格局，是大為豐富了。”
改良和拓展了書法本體，也大大加速了書法的成熟與完善。但是，這一時期的豐富書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只是存在于文字記載而并無實物的佐證。一直到了碑拓的挖掘和近代大量出土漢簡才讓人們一睹這一時期的各種書體的真容。但是，由于碑刻的二次創(chuàng)作產生以及木制的漢簡書寫載體的局限性，仍然對兩漢及魏晉時期的各種書體有隔靴搔癢，霧里看花之感。自兩漢至今的2000多年里，人們都在不斷尋覓并以擁有寫在紙上的墨跡為最大榮耀而珍惜不已。從這個意義講，樓蘭殘紙的出世就非同尋常了。
樓蘭殘紙墨跡，真實再現魏晉書法的原貌并起到了中國書法史的連接貫通作用。它上連秦漢、魏晉、下通隋唐宋元，開啟了以“紙”為中心研究中國書法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和層次的新時代。
關于紙，史書大都記載為東漢蔡倫發(fā)明了紙?！逗鬂h書》云：漢和帝元興年（公元105年），蔡倫“乃造意用樹枝、麻頭及蔽布、魚網以為紙”,供皇室享用，稱為“蔡候紙”.隨著近代考古發(fā)現，這一權威說法被證明是不能相信的。
文獻中曾有過西漢時有紙的記載。晉代張澍《三輔故事》：“衛(wèi)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來省疾。江充曰：上惡大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帝怒。”《漢書》卷《外戚傳·孝成趙皇后》篇記：“武發(fā)篋中有衰藥二枚，赫蹄書，曰：”告?zhèn)ツ埽号︼嫶怂?，不可復入。女自知之?ldquo;顏師古注東漢應劭：”“赫蹄，薄小紙也。”如文獻所記漢武帝時（前140-前81年）就已有紙。其實，考古發(fā)現的實物紙比文獻記載還要早得多。20世紀，在甘肅、新疆、陜西先后出土漢時古紙張9次。
1.1901年，斯文·赫定在樓蘭發(fā)現的樓蘭文書363張，寫有文字。
2.羅布淖爾紙。1933年，由我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亭燧遺址中發(fā)現。
3.查科爾帖紙，1942年在內蒙古額吉納旗烽燧遺址出土。
4.灞橋紙。1957年在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取土工地發(fā)現。
5.居延金關紙。1974年在甘肅居延金關漢代烽燧遺址出土。
6.敦煌馬圈灣紙。1979年在甘肅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發(fā)現，同時出土的紀年考證，馬圈灣紙為西漢宣帝（公元前91年-48年）元康至甘露年間物品。
7.放馬灘紙。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西漢古墓中出土。
8.伏龍坪紙。1987年在甘肅蘭州市伏龍坪一東漢古墓中出土。
9.敦煌懸泉紙。1990-1991年在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中發(fā)現。此次共出土各種遺物7650件，其中簡牘2500枚，麻紙十塊，上有字跡。
天水放馬灘紙出土時放置在死者胸部。紙面上繪有地圖，最大殘片5.6厘米，寬2.6厘米，紙面光潔平整，紙質薄軟，表面有細纖維殘渣，制紙原料為大麻枝葉。上有用黑線繪畫的山脈、河流、道路、山崖。經考證認為，該墓年代在秦晚期至西漢初年。天水放馬灘紙是迄今所發(fā)現的年代最早的書寫有圖形的紙張。
蘭州伏龍坪紙共為3塊，被剪為17厘米的圓形紙片墊襯在一鋼鏡背面。其中一塊上書40余字，一塊上書60余字，字跡明晰可辨，字體為漢隸變楷的隸楷書。這9次出土的紙張實物為研究世界造紙業(yè)和中國書法提供了實證物品。特別是樓蘭殘紙先后5次發(fā)掘，發(fā)掘時間跨度（1900-1985年）長達85年之久，出土紙書共253張。樓蘭殘紙和其他8次紙張實物相對，具有以下特性：
一、紙品品質上乘。天水放馬灘紙，敦煌馬圈灣紙，敦煌懸泉紙，居延金關紙皆為植物纖維紙，紙質都較粗糙厚薄不勻，而樓蘭殘紙雖也同為植物纖維紙但紙面光潔度好，紙漿均凈，色澤亮潔，表明在造紙工藝上已屬上乘。
二、紙上書寫文字。樓蘭殘紙都是寫有文字的官方和私人文書，隸、行、草、楷書皆有，且似隸似楷，似草似行的“混搭”字體居多，為研究魏晉書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紙書文本。
三、出土數量之多。樓蘭殘紙和其他古紙相比，是數量最多的一次發(fā)現。如此大批量的紙在同一地區(qū)出土，為研究東漢造紙規(guī)模提供了想象空間，同時也表明東漢末年紙張已被大量使用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從而為魏晉文化和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新的載體。
四、信息交流的大眾化時期來臨。東漢末年正值中西文化交融的黃金時期。在絲綢之路上使用大量紙品，降紙了交流成本，提高了交流的頻率和速度。使包括科技在內的所有社會信息能實現方便快捷的“轉型化”的閱讀，這可與當下網絡對人們生活影響相比，樓蘭殘紙無異于一場生產力推動信息傳播的偉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