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慶安會館開了一場“聚焦舟船中國，聯(lián)結海上世界”2014中國古船研究學術研討會。荷蘭、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德國、波蘭等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海事“大腕”都來了。到場的中國船史研究會負責人說，這是寧波走向海洋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會議，這么國際性的會議，國內真不多。

    來自鹿特丹的荷蘭萊頓大學文學院包樂士教授，為了參加會議，連原本要動的手術都延后了。第一個發(fā)言的他語出驚人：在荷蘭的大航海時代，有一群被遺忘的中國人，他們是東印度公司雇傭的水手，而這其中不乏寧波人的身影。

幾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    荷蘭船上已經(jīng)有了中國水手

    現(xiàn)場，包樂士教授在大屏幕上放了一張照片：在城市街角叫賣著花生糖的孤單身影。

    這些人，荷蘭人稱為是“花生糖中國人”.包樂士教授說，他小時候常能見到這些人。

    “當時我很好奇，就上前去問，發(fā)現(xiàn)他們都是1930年左右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失業(yè)的汽船中國水手，他們沒有工作，滯留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那些在街角叫賣花生糖的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消失了。包樂士教授的這段記憶卻在最近再次被喚醒。前幾天，他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收藏品中，發(fā)現(xiàn)了當?shù)厮囆g家雅各布·佛斯（Jacob de Vos,1774–1844）的一副素描畫：

    位于阿姆斯特丹公司總部的庭院的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客棧，17名中國人圍著一個大罐或站或坐，罐中食物已煮好，爐膛正上方的煙囪口掛著正待烘干的衣物。這些人看起來很放松：抽著煙斗，點著蠟燭，打著盹兒，咂巴著嘴，用筷子在碗里扒著米飯，或忙著做飯。

    這幅畫的標注是“客棧里的中國水手”,他這才知道，原來早在幾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荷蘭的船就已經(jīng)在雇傭中國水手了。

    他翻查了當時的史料，更加確定了自己的判斷。

    1756年7月5日，考慮到艦隊缺少歐洲與摩爾水手，荷屬東印度總督雅各布摩塞爾（Jacob Mossel）首度提議雇傭中國水手為公司服務，作為實驗，他們在巴達維亞碇泊處，就地雇傭了一群中國人。

    結果，這一嘗試效果還不錯。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短途穿行于印度尼西亞群島之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上，中國水手漸漸多了起來。

水手多來自寧波、廈門和廣州收入是歐洲水手兩倍

    根據(jù)包樂士教授的研究，當時雇傭中國水手，是有講究的：組團，一般26名水手一組；怎么雇傭呢，就是通過中國船長和巴達維亞的華人公館簽下合同，他們會為返回荷蘭的海船招募中國水手，公司轉而與專業(yè)勞工掮客簽訂合同。

    之所以提出這一提議，是因為來自寧波、廈門和廣州的帆船，可以每年二月隨東北季風而至，隨西南季風返鄉(xiāng)，確保了水手的穩(wěn)定供應量。

    為了吸引中國水手應征，公司開出了10個銀幣的月薪，這是歐洲水手收入的兩倍。在伙食上，則跟歐洲同行們一樣，有食鹽配給、火腿和肉。

    在管理承包年稅的條例中，包樂士教授發(fā)現(xiàn)，當時招募中國水手的承包人陳果哥（Khoeko,陳墾使）獲準每天屠宰三頭免稅的豬給這些水手。水手到達荷蘭后，公司還允許他們預支兩個月工資以購買衣物和食物，這筆錢會在他們返回巴達維亞時從分發(fā)的工資中扣除。

    干活時，雇傭方也尊重中國水手的習俗：荷蘭商船都是以方形帆為主帆，但是中國人都不愿意爬到帆纜上去解風帆和綁風帆，為此，公司專門配備爪哇水手來干這個活。

    包樂士教授還查閱了巴達維亞總督和議事會決議冊，發(fā)現(xiàn)：1784年到1793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每年雇傭了不少于1000名的中國水手出洋；1783年9月的報告則稱，在巴達維亞碇泊處、公司碼頭、以及航行與亞洲水域的各種船舶上，有分屬于41個派別的約1066名中國人受雇于荷蘭東印度公司。

    在1794年9月《通告（法令）手冊》（Plakaatboeken）中，還有這么一條：1788/1789年度付給中國水手的工資數(shù)目太大，人們提議在賬簿中增加“中國雇員的工資”這一特殊欄目。

一個世紀后，矛盾出現(xiàn)中國水手的身影，漸漸消逝

    公司與華人奇特而良好的合作延續(xù)了一個多世紀然后，矛盾也出現(xiàn)了。針對中國水手的特殊法規(guī)，開始被一一確立。

    “比如吧城當局發(fā)布法令，要求到訪的中國人，要按月交12斯梯弗（0.6盾）的暫住稅。而在荷印公司駐爪哇的總部巴達維亞，城里和城郊居住的所有14歲以上的中國男性都必須按月交納人頭稅，以免于服軍役或勞役。”包樂士教授說。

    還有一點，傳統(tǒng)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上的船員是從多個歐洲國家中招募的，中國船員混跡其中，格格不入。雖然公司許諾每月給他們9至10個銀幣，但訂立契約的決定權掌握在壟斷者手里，船員們的生活艱難。

    1783年10月，離開巴達維亞的Java號和Slot ter Hoge號上的中國船員，甚至還受到了虐待。最嚴重的一次，1740年的秋天，因為巴達維亞城的經(jīng)濟危機、非法移民現(xiàn)象的猖獗和華人社區(qū)中領導階層的瓦解，當?shù)剡€發(fā)生了“華人大屠殺”（史稱“紅溪慘案”）。

    水手這個名字，漸漸成了禁忌。

    回想起這一段航海史，包樂史教授感慨：一邊是阿姆斯特丹的田園牧歌般的生活畫面，一邊是中國水手在船上艱難的工作條件，這些在大航海時代中奮進的中國水手，是不該被遺忘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