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
莎士比亞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誦: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現(xiàn)在中國人也要高聲吶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中國人對于英語的復雜情結已然在教育戰(zhàn)線上愈演愈烈。清末以來,英語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中的地位越來越凸顯,另一方面,加強母語教育、減少英語學習負擔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學還是不學?抑或是怎么學?除了李雷和韓梅梅的故事外,英語學習還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mào),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人終于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涌入中國。隨之而來,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 九五之尊“壓力山大”
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yè)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tǒng)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鼐┖?,于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度A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后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尚Φ氖牵度A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jīng)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后,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xiàn)出相當?shù)奈蛐裕谡Z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并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于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贊。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后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張勛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后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游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jīng)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jīng)》,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 ∮⒄Z教育“照搬”歐美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jié)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于這種情況,清廷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于培養(yǎng)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于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并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后,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jīng)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xiàn)在從發(fā)音規(guī)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后,清華學堂從游美肄業(yè)館中脫胎了。作為培養(yǎng)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yè)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后,能夠順利地適應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里的英文教學直接采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jù)。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yè);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shù)再高也畢不了業(yè)。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shù)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y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yǎng)下,清華園先后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官員 “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后,為此,他注意“采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并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于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shù)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范圍內,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fā)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于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邊注上“柴諾”,doctor后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