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隊（資料圖）

　　戴著厚片的近視眼鏡，頭發(fā)按美學的比例分開，面帶和善的笑容，話不多，朋友們都說他像個歸國華僑。他是卓偉，本名韓炳江，因為報道大量轟動一時的娛樂事件而揚名。娛樂圈，很多明星，提起他就咬牙切齒。近日，更是因為報道文姚戀，聲名大噪、非議不斷。

　　他的同事稱他為“老師”,而在娛樂圈和社會上，人們則習慣以“狗仔”稱呼他。對于這份職業(yè)，卓偉在一篇寫給《南方傳媒研究》的文章中說道：“我從不諱言自己是‘狗仔隊',但我也想告訴人們我同時還是一個有著新聞信念和尊嚴的記者。”

　　對于他和他的團隊近期曝光的“文姚戀”,新華社發(fā)表評論文章指出，“我們絕不能任由這種’狗仔文化‘泛濫成害，成為社會的’毒瘤‘.”

　　《法制晚報》邀請了學者一起來探討，“狗仔”是理想還是毒瘤？

狗仔：擾人不休的蚊子？

　　“狗仔”,內地人最早的想象來自于香港。行色匆匆的影視明星周圍，帶著攝影器材，背著雙肩包，穿著馬甲和運動鞋，拿著相機對著漂亮的明星一通亂拍，就是我們對于“狗仔”最早的印象。

　　狗仔文化，與人們對于名人八卦的獵奇欲望須臾不可分離。西安工業(yè)大學教師楊飛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狗仔隊‘之所以會為了曝光明星隱私鍥而不舍，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大眾對明星隱私的’好奇‘心理給了其偷拍和八卦的動力。”

　　“狗仔”出自意大利文Paparazzi一詞，原意是指一種“擾人不休的蚊子”,有時候人們粗暴地把它直接音譯過來：“拍拍垃圾”,中文里比較客氣的譯法是：“專門追逐名人的攝影記者”.

　　它最早源自上個世紀50年代末的意大利攝影師SignorPaparazzo.當人們厭倦了影樓里拍攝出來的明星“樣板”照，SignorPaparazzo與同事躲在羅馬著名的茶座ViaVeneto偷拍喜歡光顧這里的達官貴人。他們偷拍到了埃及國王法魯克在這里推翻桌子，以及與年輕女明星鬼混的已婚男演員，從而大受歡迎。

　　短短半個世紀，狗仔文化恣意生長。而與之相關的傳媒產(chǎn)業(yè)也像春天的野草般生機盎然。內地“狗仔文化”的興起，還是十幾年前的事，網(wǎng)絡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力量。直到今天，還有港臺明星會在綜藝節(jié)目里懷念沒有“狗仔”的內地媒體環(huán)境。毫無疑問，是卓偉和他的同行們終結了這種“懷念”.

　　西南科技大學教師張劍接受記者訪問時認為：“人們的八卦欲望可能是來自于自己對明星人物生活細節(jié)的關注，但凡事必有度，如果公眾的八卦欲望涉嫌侵犯明星隱私，就明顯過了。”

爭議：為錢還是為理想？

　　文章婚外戀曝光之后，引起的反彈或許是卓偉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除了那幾條創(chuàng)造了轉發(fā)和評論紀錄的微博外，“周一見”的預熱炒作，雜志主編、出品人與當事人的微博互動，以及頻繁接受媒體訪問的行為，是人們詬病最多的。新華社連續(xù)幾天發(fā)表評論文章批判卓偉和他們的工作，語氣、措詞都很嚴厲。

　　面對“狗仔”這一職業(yè)，在國外，人們的態(tài)度，通常是比較“曖昧的”.狗仔的爆料，人們喜聞樂見，有時候，明星與狗仔之間形成相互共生的“食物鏈”,但是，“狗仔”這一職業(yè)卻并不受人待見。人性獵奇的欲望與道德、法律的矛盾所引起的爭議并不少。在大報以及政府機構眼中，他們是“不入流”的，也被同行視為新聞工作者的“異類”.

　　在這樣的語境下，西方的“狗仔”很少夸夸其談新聞職業(yè)的尊嚴和理想，職業(yè)的“風光”大多體現(xiàn)在他們比同行更多的收入上。據(jù)悉，英國的八卦小報主編一年可以拿10萬英鎊，這在同行中算是不錯的收入，而因為一張獨家八卦照片而換來一棟繁華地段的大房子，不是幻想。

　　很多國內媒體、專家也認為：從事狗仔這一職業(yè)，對于很多人而言，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就是金錢。對此，楊飛也相信：“偷拍背后隱藏著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

　　不過，與此形成截然相反的是，“中國第一狗仔”卓偉談論最多的，正是其所堅持的職業(yè)理想和專業(yè)態(tài)度，而不是金錢。他和他的團隊拒絕了文章的“不還價”的公關。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不止一次表達過，從事“狗仔”這一職業(yè)，更多是為“新聞理想”,是為了“真相”而不是金錢。

　　張劍認為：“作為媒體記者，如實報道，這既是其職業(yè)定位的基本要求，也是他滿足公眾知情權的客觀體現(xiàn)。其實無論在哪個領域，無論在什么行業(yè)，只要秉承良心，堅守職業(yè)底線，做到術業(yè)有專攻，都能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

八卦之外：如何求真？

　　新聞專業(yè)主義，是一種獨立于任何權威的從業(yè)理念，本質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理念。它要求記者以客觀、真實、準確的態(tài)度去報道事實，挖掘事實的真相。這種帶著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理念，最早源自于美國。

　　1947年以教育家哈欽斯為首的報刊自由委員會的報告《一個自由和負責的報業(yè)》正式提倡媒介專業(yè)化：“我們建議將自己的職能視為從事專業(yè)化水平的公共服務。”

　　這種自由體現(xiàn)在人們不服從除真相以外的任何權威。卓偉的“新聞理想”,其實指的就是這種新聞專業(yè)主義。

　　但是，正是這種專業(yè)主義導致了今天狗仔在西方文化中的“曖昧”地位。一方面，人們相信記者有追求真相的自由，作為公眾人物的明星，也有讓渡部分隱私的責任；但另一方面，由此而引起的爭議、矛盾，卻并無解決之道。

　　楊飛告訴記者：“從法律上來看，以社會公共利益進行新聞宣傳和輿論監(jiān)督為目的，公開披露公眾人物的隱私，到底能否構成新聞侵權，我國并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此時，人們之所以不待見狗仔，人們是擔心：“這種’狗仔文化‘若長期發(fā)展下去，將會傳播下仇恨、泄憤、虛偽、敲詐等骯臟的種子。”

　　張劍則認為：“明星作為公眾人物，其一言一行不但代表著自己，也在客觀上影響著關注他的那部分人。比如文章出軌，公眾當然有權知道并對其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但無論是記者的報道，還是公眾的討論，都應該恪守一個底線，不能去干涉明星受法律保護的隱私，甚至用極不恰當?shù)姆绞饺ジ缮嫠麄兊恼Ｉ睢?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