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是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而古代刻書于石之風盛行，讓各種摩崖、碑刻，成為書法除傳世墨跡之外的又一重要載體。

　　中國歷代名碑名刻迭出，不但為書家所孜孜追求，對一般人來說，也是瞻仰先賢遺蹤、追慕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方式。不少名勝以碑、刻聞名，如西安碑林、山東泰山。而在學界，曾有“天南金石貧”之說，反映出歷史上南粵大地缺少名碑名刻的尷尬。不過不久前，廣州市博物館副研究員陳鴻鈞、金石學者伍慶祿等數(shù)位專家學者公布了一批“廣東名碑”,讓眾多之前鮮有著錄的珍貴碑刻，第一次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

每塊石碑的發(fā)現(xiàn)都有一個故事

　　廣東名碑散布在面積約20萬平方公里的華南大地上（含海南），要網羅它們往往要付出許多心血?！稄V東名碑集》的編撰者之一伍慶祿講述了記錄這些名碑的艱辛過程。

　　《鼎湖山在犙禪師塔銘并序》碑位于肇慶鼎湖山自然保護區(qū)里，“山高林密，空氣潮濕，蚊蟲滋生，在山里找了兩天才找到。拓碑十分艱苦，渴了喝山泉水，餓了啃面包，還要時常防止蚊蟲叮咬。因為空氣潮濕，上紙不容易干，拓一張要等上一天；因為碑高達2.4米，只能找來幾塊參差不齊的石頭墊腳，戰(zhàn)戰(zhàn)巍巍地進行操作。陳恭尹此碑的風格，和其傳世墨跡跌宕瀟灑、不拘一格的風格大異，十分端莊嚴謹。奇怪的是，1996年出版的《肇慶文物志》卻不收錄該碑。”而在陽山縣賢令山拓摩崖《皇宋圣傳頌》，“崖高10米，三把竹梯扎成一把，人在上面顫悠悠，名副其實的如臨深淵”.

　　李文田篆書《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碑》、吳大澂篆書《鄭君六藝論》均為廣雅碑。伍慶祿介紹，1989年，他在廣雅中學冠冕樓前看到四座佳碑（另外兩座分別是汪鳴鸞篆書《程子四箴》和張之洞篆書《許君說文解字序》）暴露在烈日下，碑面抹了一層厚厚的水泥。他試著找一根小鐵釘劃了劃，水泥塊很容易就掉下來。聯(lián)系了校長，愿意義務清理，但學校始終不同意。過兩年再去看，發(fā)現(xiàn)碑面已經打磨，盡管已經能夠看清楚文字，但嵌著水泥的文字已經有所變形。

　　《神霄玉清萬壽宮詔》碑在海南瓊山府城五公祠內，為宋徽宗趙佶書，碑額已失，馱碑的巨型贔屭仍存?，F(xiàn)存碑身高2.34米，寬1.21米，書于宣和元年。該碑瘦金體書法挺拔，舒展遒麗，運筆靈動。周刻回文，中暗刻青龍十八條，十分精美。伍慶祿指出，宋徽宗篤信道教，該碑于汴京刻成后，拓片分發(fā)全國各地翻刻豎立。宋徽宗是亡國之君，其碑刻多被后人毀壞，據了解，目前該碑全國僅存兩座，另一座在福建莆田。

　　據明正德《瓊臺志》記載：宣和元年御詔碑，立于府城北郊“天慶觀”內“萬壽宮”,元代“天慶觀”改稱“玄妙觀”,明永樂年間重修后，更名“三清觀”.1983年遷入現(xiàn)址，“巍然豐碑，屹立千年，《粵東金石略》未收，翁方綱曾到海南視學，還收集了海南的許多碑刻拓片，獨獨不見于此，亦一大怪事也”.

嶺南最早的唐碑存于肇慶七星巖

　　陳鴻鈞指出，廣東已知碑刻之最古者，為東漢靈帝熹平三年（174年）、原置于韶關樂昌縣周君廟中的《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內容記載桂陽太守周憬疏浚河道的事跡。自宋以來金石書籍多有著錄。這塊碑佚失已久，僅存幾十個字的殘拓片一張，為隸書，且與同期名碑相比，仍保留了較多的古隸風貌。

　　廣東自清代起曾出土過幾方隋碑，號稱“四大隋碑”.但有人指出《王夫人碑》是后人偽造，故而又稱“三大”.陳鴻鈞指出，隋代碑文不僅可以彌補史書之缺，而且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如隋大業(yè)五年（609年）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之碑，碑文為楷書，面貌清晰，篇幅綿長，歷來為人稱道，康有為曾推舉此碑為學子購碑的參考，羅振玉的《雪堂碑跋》對此碑亦加贊許。該碑字體修長，渾厚端莊，開唐碑之先河。“隋代承前啟后，雖然書風未成熟就被唐代取代，但開流拓源，功不可沒。廣東地處邊隅，能有此杰作，也可見書法藝術已經普及各地。”

　　位于肇慶七星巖石室洞口，款署李邕的《端州石室記》，刻于唐開元十五年（727年），是嶺南最早的唐碑。字正楷，結體方正，筆勢圓渾，筆意醇厚而又風神灑脫。李邕遺跡以行楷居多，只有這塊碑是正楷，十分珍貴。唐元和十二年（817年），韓愈撰文、陳諫所書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是廣州現(xiàn)存最早的唐碑，為粵中名刻。陳諫是唐代著名書法家，清代金石名家翁方綱盛贊此碑“尚有晉人意”.

　　本世紀初于廣州東郊小谷圍島南漢高祖劉康陵出土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為廣州唐五代考古的重大發(fā)現(xiàn)，大有唐楷遺風。

　　草書入碑向來少見。廣州五仙觀內有宋刻《古仙詩碑》一方，書者為古成之，廣東河源人，曾任四川綿竹縣令，相傳得道后仙去。廣東草書向來不為人稱道，但這塊狂草詩碑，卻有著開張跌宕、意態(tài)橫出的氣象。

　　明代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嶺南文化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書壇也逐漸興盛起來，石刻亦然。陳獻章為明中期理學大家，今存恩平的《恩平縣儒學記》，新會的《敢勇祠記》、《慈元廟碑》，肇慶的《城隍廟記》四方碑刻，都是他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

清代廣東碑學全國聞名

　　陳鴻鈞認為，清代碑學中興，書法藝術蓬勃發(fā)展，成績空前，廣東實為其中重鎮(zhèn)，足可與江浙抗衡，半分天下。與屈大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大家”的陳恭尹，雖世人多知其詩，但其書法造詣也很高，尤擅隸書，被視為清初廣東隸書第一高手。存于肇慶鼎湖山慶云寺后山的《鼎湖山在犙禪師塔銘并序》碑為陳恭尹晚年力作。七星巖石室洞內璇璣臺壁內另有一處粵中大書畫家、詩人黎簡所題書詩刻，黎簡擅長詩書畫，號稱“三絕”.

　　清代中期入粵的幾位學者名家翁方綱、伊秉綬、阮元、趙慎畛等既是官員，又是學者，留下了一批書法精品。如伊秉綬在廣州白云山鄭仙巖題書的《葉廷勛墓表》、阮元在廣州藥洲九曜園的行書《和翁方綱詩》一石、趙慎畛在九曜園的隸書《覃溪贊》刻石等，都是精品。

　　清代書壇出現(xiàn)了一股崇尚北碑的風氣，該風在廣東的早期倡導者便是曾任禮部尚書的順德“探花郎”李文田。他為廣雅書院所立之篆書《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卓然大家風范。

　　民國時期廣東的書法名家也很多。胡漢民的《梁國一先生墓聯(lián)》、《鄧蔭南先生墓表》，林直勉的《五烈士墓碑記》、《抗逆衛(wèi)士題名碑記》，吳道镕的《屈翁山先生墓碑》，張錫麟的《重修陳獨漉先生墓碑》等，均為佳作。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