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時期關稅年收入動輒百萬兩

　　宋朝海上絲路之發(fā)達，又勝過唐朝。要知道，當時的西域已為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把持，陸上絲綢之路早就有名無實，海運成為貿易的不二選擇。公元971年，宋軍剛剛攻克廣州，宋太祖立即下令在廣州重建市舶司。市舶司的建制始于唐代，類似于現在的關稅機構，它為朝廷帶來了極其豐厚的收入。按《宋會要輯稿》，公元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動以百萬計”,遠勝“取之于民”.

　　瓷器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五大名窯出產的瓷器幾乎馳名亞非拉。宋代《萍洲可談》一書留下了當時遠洋船舶的記載。海船大多“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儲貨，人得數尺，下以儲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 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先進的海航技術使商船如虎添翼，宋瓷的海外市場得到相當大的擴展。據專家研究，亞洲的東部、南部、西部及非洲東海岸很多國家都發(fā)現了宋瓷的蹤影，深受各國貴族的追捧。比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薩拉丁就曾把40件龍泉青瓷送給大馬士革的蘇丹諾爾丁，以此表達最珍貴的禮儀。

　　發(fā)達的海外貿易也大大促進了廣州內外港碼頭的建設。當時，廣州海運的外碼頭有扶胥和屯門兩大古港，內碼頭有光塔和蘭湖里，各碼頭帆影簇簇，一派熱鬧景象。

　　另據學者考證，到了明朝，廣州的海外貿易航線進一步擴展，形成了廣州--菲律賓--拉丁美洲，廣州--歐洲及廣州--日本這三條遠洋航線。

　　明末清初廣東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廣東新語》里說：“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這“大贏利”自然帶來大大的熱鬧繁華，濠畔街、高第街一帶“香珠犀角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輳輻，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聲，過于秦淮數倍”,也就不足為奇了。據《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