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李心傳在《韓野雜記》中記載了宋孝宗的一次發(fā)怒。

　　發(fā)怒的緣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費用嚴重超標，某官上任僅半年，又是在偏遠的西南，竟然花掉45萬緡（一緡等于1000錢），這些錢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細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農民居住的房屋13.5萬間左右。

　　這筆錢是有“身份”的?？顚Ｓ?，并非來源不明，亦非挪用公款，更絕非濫收濫支。當時，類似的公款招待費有個總稱，叫做“公使錢”.范仲淹曾經評論過設置公使錢賬戶的理由，“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按照范先生的理解，公使錢主要用于招待來往的公務人員，向他們提供餐飲和住宿等方便，像什么差旅費、伙食費、洗衣費等都可以算在里面。反正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公務人員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確保把公事辦好。從范仲淹的說法看得出來，宋朝公務員的迎來送往也挺頻繁，所以才會專門設置了公使錢賬戶。不過，有了經費，招待的品質肯定會大幅提高。

　　據(jù)《野客叢書》記載，當時有人評論說：“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仿效流而不反。”

　　蘇東坡那是見過多少大世面的人，也曾心驚肉跳地為揚州的接待規(guī)模發(fā)出感慨。他說：“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還，饋送相望。”沈括也有類似感言，他說，揚州“為天下四沖，四方賓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誰何，終日還坐滿堂”.揚州是交通樞紐，以至于地方官整日里忙于接待事務，其實也沒記住誰是誰，這就已經忙得腳后跟直打后腦勺了，所以“往往亦不暇盡舉其職”,其他的工作根本沒精力去干。

　　在長流水一般的迎來送往中，招待費節(jié)節(jié)攀升肯定絲毫不存懸念。僅揚州一地，每年用于饋贈的小禮品，不消說全部，單說記了賬的，就價值12萬緡。至于吃喝交通費更是不計其數(shù)。

　　回到文章開頭，那13.5萬間茅屋，即使一個農民住三間，也夠解決4萬多普通農民的居住問題?？赡菐妥x書習字多年的文人、受朝廷培養(yǎng)教育多年的官員，竟然不顧民生，不顧百姓疾苦，隨隨便便就把國家的錢糧吃到了肚子里面，還美其名曰公使錢，似乎花得理直氣壯。本該為老百姓遮風擋雨的十幾萬間“經適房”,竟然被一口一口地吃光了，還只用了半年時間，擱誰見了都得憤怒，怪不得宋孝宗大發(fā)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