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的一頁，在為之捐軀的“六君子”中，四川即有兩位：劉光第和楊銳。一般的歷史書里，往往只見其名，未敘其人其事，偶有道及，也多語焉不詳。外地人很少知道：劉光第先生在川南富順縣故鄉(xiāng)的土地上，已經(jīng)整整安息了115年。1991年，劉光第墓被公布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先生遇難115周年之際，重提一代君子生前身后的若干史實與軼事，仍當其時。

　　咸豐九年（1859年）五月十二日，劉光第出生于富順縣趙化鎮(zhèn)西街，從小家境貧寒，燒飯的柴火也得靠隔壁的木匠施舍。父親逝世后，母親劉王氏緊咬牙關(guān)，賣掉僅有的破屋，在缺衣少食的情況下送子讀書。

　　劉光第很爭氣，發(fā)憤苦讀。夏天雷雨之夜散學回家，沒有燈具，只能憑借閃電亮起的剎那，在淹到腳踝的積水中，一跳一躍地向前跑。雖然渾身濕透，但用油紙裹嚴的書本卻緊緊地貼在胸口。20歲時，他第一次應(yīng)試名落孫山，第二年參加縣考，又因為“曾執(zhí)賤業(yè)”--小時候當過剃頭匠，被鎮(zhèn)上姓廖的保正告了一狀，說是讓他考試“有辱斯文”.好在當時的縣官陳錫鬯[chàng]還有幾分伯樂精神，批示道：“具控各情，律例無禁考明文，應(yīng)毋庸議”,頂了回去。這次，劉光第一鳴驚人，在縣里考了頭名。繼后游學成都錦江書院，23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事。

　　劉光第任京官共15年，在京除供職之外，閉戶讀書，埋頭著作，“不與當時名士要人相往還……人罕知之者”.他曾去保國會聽過康有為、梁啟超的講演，但平時無更多往來，在改良方法步驟上也與康、梁不盡相同。是否由此便能判斷劉光第“無新舊之見”,超然于激烈的政治斗爭之外呢？

　　其實，早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還在康有為等“公車上書”的頭一年，劉光第就寫出了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甲午條陳》，慷慨陳詞，抨擊時弊，力主改革，并在四條具體意見中提出了許多與后來百日維新變法措施相同的明確主張，如“嚴明賞罰”、“下詔罪己”、“隆重武備”等等。在條陳之中，劉光第有膽有識，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門，鮮有成事，權(quán)當歸陛，乃克專圖”,鋒芒所向，直指頑固派的總后臺慈禧。以至于他的上司刑部堂官一見之下嚇得魂飛魄散，不敢代為上奏，并申斥劉光第 “狂妄已極”,威脅他“輕則標新希進，發(fā)往軍臺；重則離間兩宮，就地正法”.

　　劉光第的維新進步思想，引起了一些親近者的不安。他素來尊敬的家鄉(xiāng)啟蒙老師曾虎臣，就分析了后黨勢力樹大根深、新派成員魚龍混雜的情形，力勸他明哲保身。劉光第在家中踱步苦思，常常自言自語道：“曾老師說要看時勢可不可，我仍以為還要看該不該。只要該，成敗且不管它，成功且等后來。”

　　正因為劉光第耿耿于懷，在思想上念念不忘這一個“該”字，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七月十九日，光緒皇帝召見劉光第詢問時（經(jīng)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他“對頗詳直”,“力陳時危民困，外患日迫”,“非力矯冗濫，無以圖治”.次日，被賞四品卿銜，任命為軍機章京行走（即所謂“小軍機”）參預(yù)新政，同譚嗣同、林旭、楊銳一起，批覽處理各地“廣開言路”后關(guān)于時務(wù)的大量上書，代光緒草擬種種維新詔諭。

　　劉光第的品格十分難得，正如譚嗣同所說：“京師所見高節(jié)獨行之人，罕其比也。”對此，連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承認。

　　劉光第入京之后，居官清廉，剛直不阿。到刑部辦公，別人都是高騾大馬，他卻以步代車。入軍機處時，按清官場的“慣例”,各省藩司對新入大臣要送“炭敬”、“別敬”三五百兩銀子不等，劉光第卻聲稱“向不收禮”,統(tǒng)統(tǒng)回絕。同時，對宮中內(nèi)侍按“例”要進貢的“喜錢”,他也一概不給。一時，引得京城官場議論紛紛，有的說他“沽名”,有的說他“矯情”,劉光第對此嗤之以鼻。當時的軍機首輔禮親王世鐸做生祝壽，人們爭相趨拜，劉光第閉門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升為禮部尚書，大家都去朝賀，他也依然不去，并憤憤地說道：“時事艱難，吾輩豈有暇奔走媚事權(quán)貴者哉！”

　　劉光第自奉甚嚴，貧困澹泊，樂在其中。他不嗜煙酒，唯一的嗜好便是到琉璃廠逛逛書店，還在家中“自鋤片地試蔬菰”,種了葫蘆、豇豆、韭菜、蔥子和四川“瓢兒菜”.當官后回鄉(xiāng)，船到三峽，他還卷起褲腳幫助纖夫拉船。他的夫人張云仙到京11年，從未出門和同鄉(xiāng)京官眷屬交際應(yīng)酬，終日在家做飯、漿洗、縫補、灑掃。劉光第的弟弟劉光筑（厚村），頗有些不務(wù)正業(yè)，好吃懶做，曾經(jīng)跑到北京想在當官的哥哥這里享受一番，不料天天領(lǐng)教的卻是粗茶淡飯，來了一二友人，也只是“沽白酒，煮芋麥餉客”,還要被督促攻書。

　　要深入地了解劉光第，有必要認真讀讀他的詩作。

　　劉光第素好苦吟，著作甚豐，后來刊印發(fā)行過的有 《介白堂詩集》、《衷圣齋詩文集》等，遠未收齊。時人梁啟超、趙熙、宋育仁、高楷、沈宗文等，對其詩文書法推崇備至，一致認為“時罕與抗手”.

　　劉光第的詩，應(yīng)當有人作一番專門的研究，泛讀之下，誰都會深深為之感動：

　　圓明園的炊煙，使他發(fā)出“世局艱難待枕戈”的吶喊；中法海戰(zhàn)的炮火，使他“夢中失叫驚妻子”,“壯心飛到海南陬”;探親回鄉(xiāng)，露地夜坐，“長風吹月明”,川南夜色令人心醉，但一想到外患日迫，他又立時長吁短嘆起來；壯游在外，歸宗祖籍福建武平縣，山山水水倍覺親切，欣喜之際，“忽憶海疆新割去，愁時不覺涕泛瀾”……其憂國憂民之心，奮發(fā)圖強之志，躍然紙上，伸手可觸！

　　劉光第對勞動人民的悲慘境況十分同情，這在其詩中處處可見，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南行》、《美酒行》兩首五言。《城南行》借北京天橋一角景象，描繪出王侯將相“彩轡飛飆走，翻輪流波迅”的馬蹄之下，卻是“路有毆死人，可抵蟻螻命”.

　　正由于劉光第以國家、人民為重，認真做人，立志改革，所以，當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猖狂反撲之時，他能夠大義凜然，寧死不屈。這鐵的事實，血的見證，也最終顯示出他那高尚的晚節(jié)。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囚光緒，罷新政，重新垂簾聽政，瘋狂搜捕維新黨人。初九拂曉，在繩匠胡同劉光第家中，劉夫人正在廚房做飯，幾十個士兵翻墻而入，把還穿著白布汗衣的劉光第逮上囚車，一擁而去。

　　劉光第入獄之后，與譚嗣同押在一室，從容侃談，照常讀書。八月十三日，他同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康廣仁一起，被從監(jiān)獄西門提出，劉光第久在刑部，知道從西門而出將被處死，來到刑堂，他便大聲質(zhì)問監(jiān)斬官剛毅：“不問而誅，是何國法？！”剛毅命令跪下聽旨時，他昂首挺立以示抗議。皂役擁上前來強拉硬捺，他仍“屹然不跪”.押到西市就刑時，劉光第“神氣沖夷，澹定如平日”.行刑后，“熱血噴空丈余”,“身挺立不仆，觀者驚嘆，咸焚香羅拜，謂劉君不死矣。”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