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6年，唐高宗改年號"乾封",大赦天下。但朝中不少大臣都反對把流放到邊疆的官員列在大赦名單之中，原因很簡單：這些人回來后對他們現(xiàn)有的地位無疑是一種威脅。至于武則天，同樣也不敢大赦流放到邊疆的大臣。眾所周知，她在向權(quán)力中心攀爬的過程中，對付反對派一般有兩種手段：一種是直接干掉，另一種就是貶官流放。假如這次連流放到邊遠地區(qū)的官員也大赦了，這些人回來后還不繼續(xù)找她的麻煩？
這樣一來，李義府也就得不到大赦的恩惠了。
經(jīng)過此事，李義府徹底明白，武則天也舍棄他了。很快，李義府就在郁郁寡歡中病亡。
李義府這么一個才高八斗的才子，本應(yīng)有所作為，在唐朝政壇上大展宏圖，卻最終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固然是其胡作非為、狂妄自大的必然結(jié)果，但另一方面，外部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假如李義府不是長期受到老牌貴族的睥睨與排擠，特別是受到長孫無忌的致命打擊，他也不至于走上另一條道路；假如武則天與唐高宗不是出于合力打擊政敵的需要而對李義府一再縱容，他也不大可能成為一個奸相。而李義府的倒臺，也充滿了政壇翻云覆雨的悲劇意味。說到底，李義府就是一個在從政的道路上，被時勢改變而學(xué)會了順應(yīng)的讀書人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