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古巴時，阿萊達·格瓦拉只有4歲半。作為舉世景仰的阿根廷游擊隊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古巴革命的二號指揮官，切·格瓦拉在政治上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失和，于1965年離開古巴前往非洲。在此之后，女兒只見過父親一次。兩年后，格瓦拉被中央情報局支持下的玻利維亞政府處決。

與父親的“朋友”秘密見面

卡斯特羅批準他們見面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保密。格瓦拉擔心，如果孩子們順口說出爸爸又露面了，他的家人可能會遇到危險。經(jīng)過一番喬裝打扮格瓦拉才返回哈瓦那，以孩子們父親的朋友的身份出現(xiàn)在晚餐桌邊。

阿萊達回憶說:“晚飯后，我摔倒了，碰破了頭。他是個醫(yī)生，所以給我療傷，但他接著摟住了我。我記得自己心里充滿了安全和親切的感覺。我后來告訴媽媽，‘我覺得這個人很愛我’。我當時只有5歲，但我知道這個人以不尋常的方式愛著我。不過，我當時不知道他是我父親，他不能告訴我。”

阿萊達現(xiàn)年49歲，有兩個女兒，目前作為聲援古巴運動的嘉賓訪問英國，宣傳古巴文化年活動。像父親一樣，她是醫(yī)生，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她的濃密短發(fā)、寬臉盤兒和深眼窩馬上令人想起張貼在所有學生休息室的海報。阿萊達說:“每當看到有人(把他的面孔)用于商業(yè)用途或者廣告，我就感到很不高興。”

父親的遺產(chǎn)就是他的人生

她告訴我，格瓦拉的遺產(chǎn)就是他的人生。她說:“我父親懂得如何去愛。那是他最大的優(yōu)點———他會愛。要成為合格的革命者，你就必須要浪漫。他能為別人的事業(yè)奉獻自己。這是他信仰的核心。”

那么，作為一個自始至終遭到覬覦、欺凌和妖魔化的島國，古巴為什么仍然令全世界迷戀？她的回答似乎過于簡單，但卻脫口而出:“因為古巴的人民。我們是有教養(yǎng)的文明民族，可能也是全世界唯一敢對美國說‘不’的民族。”

美國在古巴革命后第二年實施的禁運至今仍在遏制該國的生機。作為兒科醫(yī)生，阿萊達對封鎖造成的日常困難再熟悉不過了。

就在阿萊達到訪之前，聲援古巴運動發(fā)現(xiàn)了她父親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照片的拍攝者是1960年前往古巴的一名英國國際縱隊隊員，當時正值阿萊達出生前的那個夏天。阿萊達第一次看到這些照片時說:“好極了。拍照片的女士當時其實正在古巴建一所學校。也就是說，那個時候就有人聲援古巴。對我來說，這些照片的價值就在于此。”

父母的理想不可避免地影響了阿萊達的觀念，但她告誡說，你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子女，“你只能以身作則”。

父親給我們寫動物寓言

我們以為，格瓦拉一心在革命上，不可能抽時間給遠方的子女編寫動物寓言，但阿萊達說，他真的這樣做了。

她頑皮地說:“我父親沒有機會享受天倫之樂。不過，雖然他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但他會寄來寫著故事或者畫著圖畫的明信片。我弟弟卡米洛因為在幼兒園說臟話而挨了訓。我母親責怪父親有說臟話的習慣。他當時在非洲，寫信要求卡米洛不能在學校說臟話，要不然‘鱷魚佩佩(格瓦拉杜撰的動物)’就會咬斷他的腿。為了保護父親，卡米洛只好不再說臟話。”

盡管這些回憶充滿了家庭親情，但格瓦拉從來都不單純是阿萊達的父親或個人財產(chǎn)。格瓦拉1960年參加一次葬禮時，阿爾韋托·科爾達為他拍攝了最知名的一幅肖像照———咬緊牙關，眼望遠方，紅星貝雷帽下露出蓬亂的頭發(fā)。從那以后，這張照片就出現(xiàn)在無數(shù)海報、T恤衫和廣告牌上。

好萊塢最近出現(xiàn)了“格瓦拉熱”，阿萊達對此抱有一種矛盾心理。沃爾特·薩列斯的《摩托車日記》追溯了格瓦拉早年貫穿拉美的旅行。她熱切地說，這是一部出色的電影，展現(xiàn)了年輕人了解貧困和拒絕無視貧困的經(jīng)歷。